从１９２７年进入“中统局”开始，本书作者效力２０余年，其间几经政治变迁与人事斗争，官职却始终直线上升，人称中统高层的“不倒翁”。其中的奥妙何在？

　　“八字箴言”

　　１９４６年１月，（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后，蒋介石为了能够尽快合法地行使权力，表示将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这使中统局感到了压力，即一旦实行宪政，将失去经费主要来源，局面难以维持——此前在“训政”时期，国民党中央可以从国库中提取政权行使费，中统局能从中分得一部分。

　　在一片“溶党于政”的呼声中，加上全体成员的不懈努力，中统局终于获得了三个外延单位，其中之一便是新成立的内政部人口局的一个处，同时还得到这个局的一个帮办（副局长）职位。在新任局长叶秀峰的关照下，这个“美差”竟幸运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于是，从１９４７年５月起，我成了堂而皇之的政府官员。尽管实际上仍是中统局的高级骨干、核心人物之一，但毕竟在头上罩上了“政府官员”的光环。从１９２７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历时２０年，机构数次变动，“老板”几度更换，其高级骨干不是在徐恩曾时期不得志，便是在叶秀峰时期不被信任，惟我例外，人称中统高层的“不倒翁”。

　　回想当年自己从一个来自边远省份的小青年，在无任何亲戚故旧依靠和提携的情况下，竟能从助理干事而科长而组（处）长而秘书而帮办，官位直线上升，始终未遭大的挫折，奥妙何在？其实就是八个字：忠心耿耿，小心翼翼。这还是１９６５年在北京秦城战犯管理所时，公安部的一位专门审理中统局案情的干部，在长期讯问之后对我“中统２０年”的总结性概括。对于这句评语，我认为是恰如其分的。

　　洁身自好

　　我的这种思想和工作作风，与曾在日本留学５年有直接关系。那时我亲眼目睹了日本人脚踏实地的作风，目睹了日本流行的绝对服从的武士道精神，潜移默化地受其熏陶。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对于上司的指示、命令，我总是绝对服从，不讲二话；对于上司交与的任务，也总是竭智尽忠地去完成，从不拖拉。

　　仅举两例。一是在１９３８年秋，我任日伪调查科长时，徐恩曾叫我绘制一份标明日军侵占地区和入侵路线的态势图。我迅速调集所有情报资料，在办公室里干了一个通宵，于次日清晨交卷，令上司惊叹不已。二是在１９４６年时，中统局浙江省室内部发生严重纠纷，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叶秀峰点名要我前往化解。我即刻上路，到杭州后先从各方面调查入手，再经过个别谈心，具体分析，最后做出公正处理，使问题得到了合理解决。１０天后回局复命，叶秀峰感到非常满意，当场给了一番毫不吝啬的夸赞。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曾任徐恩曾私人秘书的赵毓麟回忆说：“张国栋为人稳重，不肯得罪人，遇事谦退。”这话一点不假。１９４１年，我升任第一组组长之初，想抓好工作，便利用午休时间与所有组员逐一谈话，目的在于进一步了解各人的工作、生活和思想情况，发现成绩给予表扬，发现问题给予批评教育。在谈话中，竟有不少人深受感动，有位女性干事甚至流下泪来。像这样细致地下功夫，逐一进行个别谈话，在中统局是绝无仅有的。

　　在官场上站得稳且久，与我的廉洁供职也有关。１９４６年还都南京时，中统局曾大发接收财，将大批敌伪财产攫为己有，甚至连科长一级的人都“劫”得洋房、汽车。而我整天忙于公务，洁身自好。中统局后来配给我一辆小轿车，在汽油紧张时，我仍骑自行车上下班。此外，不论在南京还是重庆，来投靠的亲属很多，但我自始至终没有介绍一个人在系统内任职，因此受到上上下下的好评。这些都印证了我在处事做人方面小心翼翼的特点。

　　“忠心耿耿，小心翼翼”，是支撑我在中统局“不倒翁”地位的两块基石。

　　（：：节选自《特工生涯》，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