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在造访纽约市中心一间办公室时，我提出想用一下“洗手间”。前台摘下木板上挂着的一把大钥匙递给我，就像是监狱题材电视剧里的道具。然后，她严正告诫我用完后要检查洗手间的门是否“锁好”。

　　我问道：“为什么？”

　　她杏眼圆睁，好像我是个白痴。

　　“因为它们是私人的。”　　

　　“但为什么呢？”我又问了一遍……但没人搭理。或许这并不奇怪。自从１０年前我第一次在美国生活以来，我就对这里很多办公室和机构不厌其烦地给卫生间上锁感到吃惊，特别是在纽约这样的城市。美国人很少讨论这个话题，毕竟，谈论如厕习惯似乎是一种幼稚的行为。但正是因为很少有人讨论这个问题，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显得十分有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充分说明了美国人生活中的信任（或不信任）程度。

　　如果你走进东京市中心的一间办公室，你能随意走进一间卫生间，那通常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地方，有加热马桶座垫，讲究的卫生纸、闪闪发亮的地板及背景音乐（以掩盖所有不雅的声音）。如果你在伦敦办公室需要“上厕所”，你几乎也总能随意进入，但环境不那么优雅，可能还会缺少卫生纸。在欧洲或日本，或是伦敦市中心，给卫生间上锁会让人觉得反常。

　　但在纽约的许多办公室、餐厅和加油站，人们会看到钥匙和组合密码。实际上，这种做法非常普遍，以至于欢迎新移民来到美国的网站上都专门有一段话，解释如何索取卫生间钥匙。原因何在？

　　“官方”的解释——或者在我每每询问时，那些手挥钥匙的前台们所提供的解释——是“安全”。锁门是为了确保卫生间保持“干净”和“安全”；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拿着把大钥匙把门锁上，那里面的设施可能会弄脏。流浪汉可能会睡在里面。老天，甚至可能会有人顺点儿卫生纸。实际上，这种条件反射根深蒂固，美国国务院网站上就明确告知美国企业，“在面临高度威胁的环境里，应锁上卫生间”，“由前台人员控制进出”。

　　放在喀布尔等地，这或许还说得过去——在那些地方，危险要超过有人偷漱口水。但在曼哈顿，这种理由就显得有些奇怪。毕竟，目前大多数写字楼的安全工作已非常严格，任何走近上锁卫生间的人，本已处于监视之中。或者，正如游说组织美国卫生间协会——这个名字起得不错——所注意到的那样：“通常情况下，在那些可能存在（卫生间）误用问题的地方的建筑物中，已经设置了到访控制程序，例如保安。”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社会信任和凝聚力。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具有高度的文化同质性、遵从性和凝聚力。有时，这可能让人感到压抑，但它同时创造了一种信任的氛围。因此，卫生间的门不用上锁，公共或半公共的基础设施通常处于光亮如新的状态。这是一种卫生间信任。

　　然而，在纽约等地，凝聚力、非正式控制力或相互信任的程度则要低得多。这造成了一种自由感，但同时也意味着，相对于私人财产，人们对公共、共有基础设施的尊重不足。因此，那些在办公室工作的精英们对于让陌生人随便出现在卫生间感到十分紧张，他们需要用钥匙对此加以控制。

　　这让那些膀胱有问题的人们感到很不舒服。有鉴于此，美国卫生间协会（它的使命声明是：提倡能让人用上干净、安全、设计良好的公共卫生间）现在正对企业和机构进行游说，希望它们不要给卫生间上锁。“为了确保大楼卫生间只由租户及其访客使用，许多公司给卫生间上锁，（但）不幸的是，这种限制可能会成为一个卫生间问题，”该组织的网站诚挚地提出，“例如，人们在长途旅行后，一进大楼，迫不及待地要用卫生间。如果他们无法迅速找到到访的机构，那么他们的健康将受到损害。”

　　为了推动自己的事业，美国卫生间协会的网站正在募捐（接受所有的主要信用卡）。尽管我希望一切如愿，但我不知道它们成功的几率有多大。毕竟，未来几年，目前的财政和经济压力似乎会产生更多（而非更少）的社会冲突。看看围绕奥巴马的那些尖酸刻薄的话，你就能发现这种征兆。换句话说，这些钥匙估计会一直用下去，没准这种做法还会进一步蔓延；那些地位较低、膀胱又不太好的“外来者”最好还是把两腿夹紧吧。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１１月１２日　译　梁艳裳）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