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滞留北京的司徒雷登被日军监禁。尽管失去自由并且饱受折磨，他和狱友们仍然想方设法“苦中作乐”，练成了从日方发布的假新闻中发掘战况真相的本领。

　　孤独和恐惧与我相伴

　　被拘捕后不久，我获准回一趟燕京大学，在护卫的监视下拿一些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当时我的办公室被日军当总部占据着，里面全是日本军官。我走进办公室，找到与校董事会的通讯实录，偷偷交给了朋友高厚德，暗示他立刻找个隐秘的地方全部烧毁。所幸没有一个日本人对此生疑，假如他们知道内容是什么，可能当场就把我毙掉了。

　　我们当时最喜欢的礼物是书，即使在被关进收容所后，外面的朋友仍然满城寻找合适的书供我们阅读。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宪兵队让队内翻译为每本书做个概括，然后汇报上去。翻译官的英文并不很好，常常找我们帮忙写总结。一般几个星期之后，书就会送到我们手上了。

　　总的说来，我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孤独、单调和终日担惊受怕。同其他人遭遇的严酷刑罚相比，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冬天屋里很冷，一日三餐都在结冰的走廊里吃，有时正在吃着饭，玻璃杯里的水就结冰了。到了夏天，狭窄的小屋子又热得难受。冬天时把大棉袄全都穿上，能找到什么就往身上套什么，夏天则是几乎赤身裸体地走来走去。反正我们心里也明白，不管穿成什么样也不会有人来拜访，就这样日复一日，平淡地度过囚徒岁月。

　　狱友遭日军非人虐待

　　即便是这样，我们仍然受到了几次严刑逼供。有一次围绕着“北京猿人”展开。这具化石本来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但有些日本科学家觉得，凭着大日本帝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权把属于北京的史前瑰宝据为己有。这天，宪兵队军官突然闯了进来，把来自医学院的霍顿和鲍文带走审讯。他们的确不知道化石在哪里，如实向对方说明了情况。

　　日本军官愤怒地离开，显然根本不相信他俩的供词。几天之后，鲍文被拉到宪兵队总部，５天之后才放回来，其间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一到总部，他身上所有能用来自杀的东西都被扒下，然后被逼着从一个小洞爬到一个窄小的笼子中。他根本舒展不开身体，而且每次想放松时，都有一个邪恶的守卫过来打他，一条皮带在他眼前整天晃来晃去。

　　鲍文战战兢兢了好些天，一直恢复不过来。如果日军知道他听到点响声就吓得浑身发抖，恐怕会发出变态的笑声吧。幸运的是，美国政府仍在向我们发放津贴，红十字会负责转递。当时物价飞涨，这点钱到最后只能供每人每月吃一个鸡蛋而已。尽管如此，日本人每月还是准时送来补贴，一分不少。我们也不敢不收，更别提把鸡蛋扔到他们脸上了。

　　从假新闻中寻找乐趣

　　沦为阶下囚的这些日子里，我们最感兴趣的当然是战时新闻。当时只有两份报纸可以订阅，一份是一家当地的英文日报，内容极其匮乏，清楚地表明了日军控制下的强大压力。另一份是《大阪每日新闻》的英文版，这张报纸事先经过精心编辑，专门为中国国内读者设计，世界其他地方都看不到这样的假新闻。

　　我们每天都在晚饭前的所谓“鸡尾酒会”上聚到一起，讨论当天的时事。由一个人负责研究各种新闻出版物，阅读相关的段落，让大家尽情评述。一般来说，我们对德国大使馆的《每日公报》还是挺敬重的，它刊登的新闻基本都是真实的，但日文报刊就假到离谱。不过，他们再怎么胡编乱造，也还是会无意中泄露出一些有用的信息。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们都成了解读日本人假新闻的高手。比如有一次，读到美军试图在太平洋某岛屿抢滩，但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回海上，随后美军又发动了一次攻击。突然，关于这岛屿的消息就从报纸上消失了，过了许久，才冒出一篇文章描述日本人轰炸岛屿的情况。看到这里我们就能得出结论：美军已经成功地占领了该岛。

　　从亦真亦幻的消息中，我们总结出轴心国开始严重缺乏物资，并预计到不管美国表现如何，日本在德国战败后都不可能坚持很长时间，估计４到６个月就会投降。我们当时对美国的生产能力把握不准，但有一天报纸上配了个大大的标题：美军飞机产量比上个月下降了２％，只生产了７５００架。我们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美国的战时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这么惊人的程度。日本人愿意对着２％兴高采烈，那就随他们去吧！

　　到了１９４５年春天，《大阪每日新闻》的发送日渐稀疏，最后完全停刊了。我们当时还挺犹豫，到底是该为盟军将士的胜利高兴呢，还是该为失去主要新闻来源而扼腕叹息？

　　（：：节选自《在华五十年》，海南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７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