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精英群体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阶段，中国的精英群体出现了自我封闭化和壁垒化的倾向。

　　现阶段，中国的精英群体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经济精英群体（包括大中型民营企业的业主及高层管理人员、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一些群体中的高层人员）、政治精英群体（包括政府部门的中高级公务员、社会事业单位中的中高级职员）、知识精英群体（包括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

　　改革开放以来，精英群体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中国精英群体呈现出一定的自我封闭化和壁垒化倾向。精英群体和基础阶层群体（普通民众）的关系>在逐渐疏远。

　　改革开放初期，精英群体的成员大量源于社会层面，渠道较广泛，出现了明显的“精英循环”现象，比如，一个中学老师成为县委书记或市委书记。虽然这种现象很难说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但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公平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意识空前增强，已初具规模并拥有极大影响力的精英群体，对自己的“既得利益”必然尽力保护。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强化自身的壁垒，虽然整个社会的流动程度在不断提高，但社会成员由基础阶层向上流动到精英群体的难度大大增加了。

　　有调查显示，如今，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的流入渠道是局限于固定路径的。大约２／１０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最初职业就是国家和社会管理者（２１．３％），约６／１０来源于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还有约２／１０来源于产业工人（６．６％）、商业服务业员工（６．６％）和农民（８．２％）。

　　现在，人们已经难以看到一个人由普通的中小学教师一跃成为市委书记的情形，精英群体的排他性、自我循环倾向日益明显。虽然现在开始有了一些试图打破坚冰的举动，比如，公务员开始面向全社会招考，但类似举动的力度还没有产生广泛的效应。从一定意义上讲，“精英再生”已经取代了以往的“精英循环”。

　　更应引起注意的是，精英群体的这种壁垒化和封闭化倾向，从纵向的角度看，已经对后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代际传承性。在中国社会，家庭对子女的未来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精英群体的后代在生存和发展状态方面，开始明显表现出优越于其他群体后代的情形。一项对全国３７所高校近７万学生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人、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进高等学校的机会分别是１∶２．５∶１７．８∶１２．８∶９．４，进入全国重点高校的机会分别是１∶４∶３１．７∶２２．６∶１７．４。

　　精英群体的壁垒化和封闭化倾向，还表现在本群体利益的单方面扩张，这种单方面扩张往往以损害基础阶层群体的利益为前提。

　　近年来的一些收入调查证明，中国的高收入层在总收入中占的比例过大，不仅侵害了低收入层的份额，也侵占了中等收入层的份额，中国的贫富差距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大。

　　更严重的是，一方巨大利益的获得往往以另一方巨大利益的损失为前提。比如，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４年，广东省ＧＤＰ总量的增长幅度极大，从１９９２年的２４４７．５亿元增加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６０３９．５亿元，增长了７．１８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劳动收入的增幅非常缓慢，其中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最慢。在珠江三角洲，从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３年间，农民工的月工资仅增长了６８元。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精英群体的利益同基础阶层群体的利益应当是共赢的关系，而不应当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摘自《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　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４月版　定价４６．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