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拉萨发生“３·１４”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以后，达赖集团为了推卸和逃脱其罪责，不惜散布谣言，甚至编造历史，美化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的旧西藏。那么，封建农奴制社会意味着什么？真的是所谓的“世外桃源”吗？下面是一名俄罗斯（苏联）老记者先后两次赴藏采访的所见所闻，今天的读者可从中略窥一斑。耐人寻味的是，被这位记者记录下来的，还有达赖喇嘛自己当年的爱国言论。

　　１．１９５５年，达赖的言论很进步

　　弗谢沃洛德·奥弗琴尼科夫是俄罗斯著名记者、东方学家。１９５５年，奥弗琴尼科夫作为苏联《真理报》记者（苏联还有一位代表，是《共青团真理报》的记者卡希斯），与来自意大利、民主德国（东德）、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的记者组成代表团，应周恩来总理之邀访问中国西藏（当时，成都通往拉萨的公路刚刚开通）。

　　１９５６年，莫斯科“儿童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奥弗琴尼科夫撰写的《西藏旅行记》（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Тибет）。非常有意思的是，该书记述了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４日该记者代表团与达赖（作为中国西藏的宗教领导人）会见、交谈的情形：

　　迎接我们的，是一个穿普通僧衣的人，那是用本地产的粗呢绒做的长衣。他只有双手露在衣服外边。达赖喇嘛２０多岁，双眼炯炯有神，透出求知精神；但并没有佛教上层人士特有的、刻意的矜持和不问世事的痕迹。

　　谈话刚一开始，我们就觉得，达赖喇嘛非常关注国际局势。当谈到亚洲和平的命运时，他非常满意地指出了中印友好关系的加强：“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自古以来就和平相处，”达赖喇嘛说，“中国和印度是邻国，相互之间非常理解。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加在一起有９亿人，这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支重要力量。我想利用你们的到来，通过报刊对其他国家的佛教徒说几句话。对于所有信徒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佛教徒来说，和平非常珍贵。我们藏族人不仅信仰佛教学说，也热爱自己的祖国；在我们的祖国，宗教自由被尊重和保护，人们珍视和平，并且为了和平而劳动。”达赖喇嘛神色自如，手势有力，言谈之间信心十足。一个胡须花白的僧人不时地用一个特制的罐子给他的金质茶杯里续茶；我们也喝着这种沏好了的、加了黄油和盐的茶，但是用银杯喝。

　　谈话转到了西藏问题上。

　　“汉族和藏族之间的联系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达赖喇嘛说，“但是，就在不久前的过去，清朝皇帝和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推行的压迫政策造成了民族隔阂；加上外来的帝国主义者极力散布关于新中国的谣言，激化了这种旧有的隔阂，因此，马上消除残余的不信任是不可能的。不过，时间越久，藏族人就会越清楚地看到，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已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各民族之间真正的平等和互助关系。迷茫和怀疑正在一天天地化解，团结得到了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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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签署和平解放西藏的协定之后，西藏就放弃了通向愚昧黑暗的老路，走上了一条新的、通向繁荣和光明的未来之路。”达赖喇嘛在与我们交谈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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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将如何进一步发展？藏族人自身是如何看待西藏的？

　　达赖喇嘛与我们告别时说的话，可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在内地的时候，我曾数次与毛泽东主席会见，谈论并商讨各种问题。我确信，全中国人民面前开辟的光辉前景，也就是藏族人民的前景；除了我们整个国家现在所走的道路之外，我们并无其他道路可走。现在，西藏在经济、文化方面还很落后，”他继续说道，“但我们很清楚，中央政府、兄弟的汉族人民将会对我们这个落后于他们的民族提供全面的帮助。何况，毛泽东主席曾强调说，尽管西藏今天还很落后，但再过１５年、２０年，西藏同样能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坚信这一点。”

　　由此可见，１９５５年的达赖，还是一个爱国的宗教人士（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但在４年后的１９５９年，他却站在国外反华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一边，出逃到外国。

　　２．达赖背弃了曾经表白的爱国立场

　　此后，达赖喇嘛在“藏独”分子的包围下，完全背弃了自己曾经表示过的爱国立场，从事了大量分裂祖国的活动。

　　例如，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为西藏自治区的经济与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但是，这些建设成就却成了达赖集团攻击的口实。２００７年青藏铁路开通，达赖集团污蔑说，这对西藏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难”，“西藏的传统文化遭到毁灭”，等等。

　　西藏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使每一名西藏同胞享受到福祉。西藏的社会经济进步越快，分裂势力的机会就越少；而随着达赖年事已高，北京奥运会临近，“藏独”势力日益感到紧迫，也看到了“机会”，因此策动了“３·１４”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无疑是不得人心的，但达赖伪装成“和平”的宗教人士，骗取了一些不明就里的人的同情，也助长了分裂势力的气焰。

　　３．旧西藏曾用活人祭祀

　　达赖集团这些欺骗世人的谎言，在奥弗琴尼科夫眼里显得过于拙劣。

　　２００７年２月，奥弗琴尼科夫撰文，以自己两次（第二次为１９９０年）到中国西藏的经历告诉人们：在几十年时间里，西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说青藏铁路开通之后，藏民族在走向灭亡、西藏被“汉化”的说法，只是西方的污蔑和造谣。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奥弗琴尼科夫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中国占领西藏的神话：华盛顿、北京与达赖喇嘛》的文章，文中指出：说中国共产党“占领”了西藏，简直是胡扯。事实上，早在中世纪时，西藏就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旧西藏也不像达赖集团所说的那么美好。

　　奥弗琴尼科夫说，他１９５５年到西藏访问时，感觉刚刚和平解放的西藏就像一个未被触动过的“中世纪保护区”，与《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时代完全相似——僧人们不单控制牧场和耕地，还控制着许多农牧民。宗教神权体制的代表人物用非人道的残酷手段镇压普通人民。他曾亲眼看到，３名试图逃走的农奴被用一只牛轭（用一块完整的木头打成的）将脸紧套在一起。

　　在《登上香巴拉》（Вознесение　в　Шамбалу，莫斯科２００５年第一次出版，此后多次再版）一书中，奥弗琴尼科夫记述了自己第二次去西藏时，听一位叫塔西达娃的教师讲起西藏寺院从前的一些野蛮、凶残的习俗（这与崇尚善待生灵的佛家学说无论如何协调不起来）——用活人祭祀。在建寺院的时候，“每一块尖石之下都活埋过一些少年喇嘛——他们被认定有通灵的能力”，塔西达娃本人也曾有过这样的凶险经历。１９５７年，年仅１２岁的塔西达娃所在的寺院房顶塌陷，在清理废墟时，他偶然得知，自己已被选中，将被投入深坑活埋；在极度恐慌中，他从寺院逃离，才得以幸存。

　　４．西藏人均寿命从３６岁提高到６７岁

　　２００２年，奥弗琴尼科夫在《俄罗斯报》上撰文，指出西藏在１９５１年后取得的巨大进步。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曾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很大努力，派出医生、农技师进藏（所有这些援藏人员还要获得寺院的许可），“当地藏族群众对他们越来越有好感，导致反动统治集团不安，因此阴谋策划叛乱”。

　　“叛乱既改变了那些流亡者的命运，也改变了留下来的人的命运。”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废除了西藏的农奴制，农民和牧民得到解放，政府无偿地为他们分配了从寺院没收的土地和牲畜。此后，西藏的生产力迅速提高，西藏居民的平均寿命从３６岁提高到６７岁。

　　奥弗琴尼科夫还写道：“１９５５年，西藏有１５万喇嘛（不从事生产），２００２年却有１５万学生，曾经几乎全是文盲的西藏现有８６％的适龄孩子上学接受教育，而且可以学习藏语。”

　　５．“我的职业就是　研究中国问题”

　　弗谢沃洛德·奥弗琴尼科夫生于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７日。大学毕业后，他就一直在《真理报》工作，并作为《真理报》驻华记者在中国工作多年（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０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还曾４次来华。

　　奥弗琴尼科夫始终对中国满怀深情，他曾说：“我的初恋是中国，而我的职业，就是研究中国问题。”在走过的所有国家中，他觉得“欠中国文字债，以后要尽力弥补”。其实，他已经写了不少介绍中国的著作，包括《西藏旅行记》、《千年与岁月》、《登上香巴拉》、《人与龙》等好几部书。

　　他的《西藏旅行记》图文并茂，客观记录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西藏，至今仍是各国藏学家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他还曾作为《真理报》记者驻日本和英国，分别撰写了关于日本的《一枝樱花》（美国中情局甚至将该书作为情报人员的必读书）和关于英国的《橡树之根》。

　　奥弗琴尼科夫已出版了２０多部著作，总发行量超过７００万册，考虑到俄罗斯只有１．４２２亿人，应该说这个数字相当可观，他也因此被誉为“记者元老”、“记者之王”。作为一个曾亲眼目睹西藏巨大变化、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资深记者、政论家，奥弗琴尼科夫在中国西藏问题上的视角和立场，有力回击了西方宣传中的谣言。

　　可以让奥弗琴尼科夫欣慰的是，３·１４事件刚发生后的３月１７日，俄罗斯政府就最早表示：试图将北京奥运会政治化的企图是不可接受的，希望中国采取一切措施制止违法行动，使西藏自治区的局势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