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那个时代，我与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同学第一次到访中国。我们踏上了一趟漫长的列车之旅，路上一位导游饱受我们的有关革命的性与爱的拷问。

　　我们称这位导游为小黄，他是一个热情、友好的男子，很招人喜欢。当时的中国正挣扎于“文革”的最后阵痛之中，很多东西都是禁忌，大多数人都选择万无一失的话题。

　　不过，在“大海航行靠舵手”这类政治口号的陪伴下，我们试图让小黄承认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女性可以凭借漂亮的外表吸引他。但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小黄仍然坚持党的路线。“我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她的世界观。”他说。我们则一致认为他的看法不合乎生物界的规律。

　　这列火车是行驶在３５年前，也就是１９７２年的３月。多年来，或者说自从１９８１年中国出现第一则个人征婚广告以来，征婚广告的内容经历了种种变化。

　　即便在１９８１年，小黄都不用再坚守他的政治正确的立场了。当时，一则典型的征婚广告是这样的：“本人是一名预备党员，父母已去世，家有４个兄弟；热爱文学，不抽烟、不喝酒；在煤矿工作，月工资８０元。欲寻善良、会做家务、有一份好工作的女子为妻。”

　　总的来看，上述征婚广告尽管没有明确表示出对未来妻子的政治观的关注，但业已过时的政治观念仍被包含其中。征婚者称自己为矿工，又是预备党员，这显然属于荣誉的标记，似乎是浪漫爱情的点缀。

　　在“文革”期间，凡是农民、工人或士兵家庭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以前的资产阶级家庭则意味着罪恶。但在那场革命结束多年之后，阶级背景仍然重要，或者至少人们认为它重要。

　　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一切都在迅速变化。到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共产党宣布“致富无错”。不过在那时，朝向物质主义的步子刚刚迈开，中国人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到１９８７年，一名３２岁妇女的征婚广告这样写道：“本人受过良好教育，知书达理，温柔娴静。欲寻一位有类似条件的诚实、有事业心的男子为伴，国内国外不限。”

　　这当中的“有事业心”曾是禁用语，不过同样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征婚者对海外男子表现出的兴趣，也许国外华人要比本土男子更富裕。

　　到１９９５年，随着无法控制、甚至有些“无法无天”的资本主义席卷全国，个人征婚广告开始列出工资和奢侈物品，为的是尽量吸引追求者的注意。与可怜的小黄——到１９９５年他应该是人到中年了——不同，男男女女们公开宣示他们外表的吸引力，他们想寻找一个有着同样条件的人作配偶。

　　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征婚广告折射的是一个简单而重大的事实：在经历多年的革命之后，中国人终于有权拥有其他国家的人们具有的那种贪婪和虚荣的毛病。

　　不过，最近的征婚广告则表明这或许正在消失，或至少给人一种印象：求偶者有必要显示超越物品或漂亮外表的东西，开始宣示某种精神上的追求，即便后一句表达的是对金钱的愿望。

　　今年的一则征婚广告是这样的：“本人在国外长大，但出于某些原因，５０００年的传统深埋我心。本人真诚待人，厌恶老一套的爱，特别是肉体之爱。个人财富超过５００万元。本人身体瘦削结实。欲寻一优雅、漂亮、苗条，个人财富不少于２００万元的女子为伴。”

　　在这段文字中出现了不少细节，包括对钱的热爱以及明白钱非万能的智慧——或至少懂得这样说的智慧。

　　从１９７２年的那趟列车至今，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当小黄坚持说“外表的漂亮对他无关紧要、革命才是一切”时，我们怀疑他在说谎，我甚至怀疑他在怀疑我们怀疑他说谎。

　　（：：法国《国际先驱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