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危机居然导致中国出现“抢盐风波”。对此，网络上形成了两种声音：一方认为抢盐者的无知和盲从比地震海啸更可怕，他们缺的不是碘盐，而是知识、素质和自我判断能力；另一方认为，抢盐的根源在于中国人缺少安全感，缺少对政府的信任。如果我们把“抢盐”也看作由“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并将之与“泄愤事件”对比，或许能透过两者的差异看到一些被忽视的问题。

    抢盐与公信力缺失关系不大

　　“不明真相的群众”是群体性事件中的惯常表述，“少数别有用心者”的煽动和政府的“公信力缺失”，是对此类事件的两种代表性解释。在以往的“群体性”事件中，“公信力”问题的突出，往往掩盖了群众的“自治力”问题。而从“泄愤”到“抢盐”，两类群体性事件的差异，凸显了在“不明真相的群众”背后，既有公信力的缺失，更有自治力的不足。这可以表述为“个体的盲从和非理性”。

　　何谓“泄愤事件”？曾有个这样一例子：一个挑夫撞了一个妇女，妇女骂挑夫瞎了眼，两人起了争执，妇女的丈夫介入，打了挑夫，并宣称自己是公务员，打了他也是白打。随后事件升级，谣言是“国家公务员打死了挑夫，还宣称打死了也是白死”。百姓从围观、聚集到包围派出所要求交出尸体和凶手，并继而砸了派出所，进而砸了管辖派出所的地方政府大楼。

　　这便是泄愤事件，它突发、无利益诉求，但也无规则底限。如果把“泄愤事件”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社会不公、官员贪腐所导致的公信力缺失，我想少有人会提出异议。但如果将“抢盐”事件也扣上公信力缺失的帽子，却并不令人信服。

　　当然，我们可以找到不少理由。恰如一位网民所言，轻信源于不信任。的确，今天的社会在太多方面没有给人们提供安全感：住房难、看病难、教育难，货币贬值、食品安全和越“抑制”越攀升的房价，这些问题背后，往往有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但“抢盐”呢？此等偶发事件，如何在短时间里建立政商勾结的利益链条？政府纵有万般不是，难道连盐的持续供给都无法保证吗？即便怀有最悲观的揣测，“抢盐”也很难与公信力缺失合理地联系起来。

　　从“泄愤”到“抢盐”，当公信力缺失不再成为令人信服的解释时，我们看到了“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产生，反映了中国人心理上的脆弱、盲从和非理性。这既源于社会没有为个人提供合格的“教育”氛围，也源于个人在现代社会走向自主所面临的重重障碍，比如心灵积习、文化惯性和缺少道德罗盘的指引等。

    正义社会与理性公民

　　在现代社会，个人走出了传统的政教合一的压抑而获得自由。个人追求自身的欲望变得合理，追求自身的权利变得合法。如何让解放了欲望的个人懂得节制，让拥有了权利的个人学会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这一直是现代政治和教育思考的核心问题。这里的“教育”指我们在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从个人到社群到国家，所接触到的方方面面的言传身教。正义社会和理性公民，是中国人必须同时努力的方向。

　　批评社会的人会说，既然都是“社会惹的祸”，那就先让制度好起来吧。指责老百姓干嘛？为什么不去批评监督政府呢？这样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可想想我们自己在听到批评时，“你做得很好吗？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这正中国人的惯性思维。就是在这样不情愿、并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的理由后，才愿意反思自我的状态，让中国人的心智日益“封闭”了。当下鉴于社会的种种问题，批评政府正在成为一种时髦甚至是道德正确，这更掩盖了自我反思的必要。

　　其实，在中国的民族性中，自我反思和超越的理性精神一直不是强项。传统的主流文化在个人修为上强调“性本善”和“顺其自然”；要做一个道德的人，回归本心即可。这里既缺少原罪感带来的自我救赎的压力，也不鼓励在实践中不断超越自我的求“真”。

　　当前在生活中自由过度的中国人，在思维上仍然受制于非黑即白的惯性：既没有有吸引力的道德信仰，也不强调理性的自由思辩精神。更进一步说，即便有了“思想自由”，中国人仍然面临着“自由优先于善”所导致的道德虚无主义。这使我们时常看到，鲁迅笔下的被一只无形的手提起来的一群群缺少独立思考的“众人”。

　　如果说正义、自由、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是培养现代公民的前提条件，从自由走向自主，走向健全、自治的人格，则是启蒙自身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完善政制，如何挖掘和延续我们在伦理生活中的共同“善”，进而如何协调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自由，以及在伦理生活中的道德信仰，实现自由的社会和自主的个人的和谐发展，是同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新加坡《联合早报》３月２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