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华夏文明若能够包纳夷狄的视野，对自己展开不留情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便会兴旺发达、推陈出新；反之，则往往会在自大情绪的驱动下，过早地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循环。

　　在１９４９年３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天下兴亡周期律”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和回答，这见诸于他那篇著名的讲话：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这就是因为它对现状和自己有所不满，所谓“不满”者，也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将批评和自我批评日常化，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方才会埋头苦干、奋斗不息。

　　“不满”是一国、一族、一人、一家前进的动力，而“自大”则是其堕落的开始，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但他以为更加不幸的却是：由于中国开化最早，号称文明天下第一，自满、自负、自足便是我们文明的常态，而所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某些人眼里，经常反倒是无事生非乃至犯上作乱了。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说过：“人类所抱的‘不满之感’，显著地表现于三个方面：一是野蛮民族接触文明社会时所产生的、对己对人的不满之感；其次是贫困者接触富裕者时所抱的不满之感；第三是年少者目睹成年人的现状而感到的不满之感。”

　　而这似乎又不甚适合中国历史的情况：我们自古便是一个长幼有序的社会，德行以“忠孝”为先，而儒家学说的厉害，便在他自源头上就剥夺了年轻人“不满”的资格。加之我们长期又是一个发展较均衡之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差距相对较小，以至于１８００年欧洲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已是无产阶级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还不到总人口的１０％。

　　何况阶级、阶层一经长期固定，贫困者也只能认命而已，所谓“不满”亦无法泄露。“仇富”，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为天下头几号的原罪，其根底大抵就源于此。

　　如此一来，上述“三大动力”中，便也就只剩下周边存在的夷狄，或者可以多少提醒和唤起文明社会被麻痹了的“不满之感”了。

　　自周代起，中原文明核心区的人民，便按照方向，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来称呼周围的部落——当然，这种称呼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夷狄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表示“不满”，即进行“自我批评”，这自然就是因为他们的落后，现实迫使他们正视自己的落后，而希望文明化。而更为重要的却是：在接触和观察中原文明、与之往来角逐之际，夷狄们亦善于分析、观察、透视中原文明的弱点，特别是发现其迷信教条、华而不实、倚强凌弱、好说不练（即今人所谓“谁打我我骂谁”的嘴硬）等深刻缺陷——而这恰恰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文明核心区成员们，自己最难觉察得到的事实。

　　当这些夷狄进入华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时，他们对于华夏的批评，于是就成了华夏文明的自我批评、成为华夏自我更新的动力。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华夏文明倘若能够包纳夷狄的视野，从而对自己展开不留情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便会兴旺发达、推陈出新；而如果仅仅将夷狄们看做野蛮人、大傻瓜和跳梁小丑，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就不免要陷入“求荣屈辱”、“政怠宦成”乃至“人亡政息”的循环。

　　华夏文明的进步和生存，往往是通过对照夷狄，进行不断地批评和自我批评而达到的，历史上的夷狄，便是中原文明的镜子。没有夷狄，不成天下，这可谓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而近代以来，我们更有了科学这面镜子，发扬科学的精神，就是坚持批判的精神。一人、一家、一社团、一国家，在其生存的道路上，欲求得不断之进步，那就需要不断自省，就必须一面自省一面批判，如此方能不断地进步。

　　（：：摘自《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　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２月　定价：３９．８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