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就靠一根穷骨头，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代代都有中国人，如梁启超那样，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

　　我认识宏杰，是他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人？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

　　宏杰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对他感兴趣，想通过写来了解他”。

　　当时我正写顾准，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专制的道路，像顾准所说“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但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所以，他不讲过高之理，只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兼容并包，这样的思维方式，用老曾的话说“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用顾准的话说：“能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没有飞跃，没有灵光乍现，立地顿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坚韧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地扎入直没刀柄。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人人可为。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瞠目结舌，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几年在军中呆下来，老曾算是知道了，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人情，完全不问情势危急，有谕旨也没用。

　　学会应酬交际，算是老曾的成年礼。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老曾自己也承认：　“仪文弥加检点，而真意反逊于前”，要维持住表面和平，话话都说得要得体，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再进一步是深渊，但是退？后面是个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觉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

　　他自己也说，想找条中间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但问耕耘　莫问收获

　　看完宏杰的书稿，我问他：“你想过吗？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他想想说：“没有。”

　　我说：“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一旦走上这条道路，路就永远没有尽头，在这条路上，种下的每一棵树，也许深深植下，却被连根拔起，但也没别的办法，就像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至于结果如何，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说：我曾把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运气”这一囊中，久而弥信。

　　这也算是命吧，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在墓前刻上“不信书、信运气”。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爱惜之极，后来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

　　体制内的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政府觉得你不忠诚，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总是两边都骂你，什么好也落不着。

　　临终前两年，处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视他为奇耻大辱。在北京的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即为厚幸；一身丛毁，实由智浅不能两全，亦遂不复置辩。”

　　百年来，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他被认为是完人，也被认为是卖国贼，被认为是圣徒，也被认为是刽子手。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一辈子俭苦无己，随手一只青藤箱子，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没有任何精英面目，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但就靠一根穷骨头，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代代都有中国人，如梁启超那样，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风之为物”，试图把握它时，像是空无一物，试图钳制它时，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

　　（：：摘自《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作者：张宏杰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２０１１年１月　定价：３９．８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