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承认和接纳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差异，而不是把人变成从同一个法律制度模具里铸造出来的怪物。将法律带回到一以贯之的边界内，将会把我们每一个人解放出来，从而去促成变革。

　　“我经常纳闷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来自怀俄明州的一位教师对我说，“如今，教师不再拥有管理课堂的权力了，家长们由于害怕被起诉而不敢（带着孩子们）到野外郊游。”托马斯·杰斐逊如果依然健在，可能会有同样的困惑。一个充满自由的国度何以沦为法律的“雷区”？美国人整天在法律丛林中如履薄冰，避免做出任何可能侵犯别人或者引发法律纠纷的举动。对法律的恐惧经常迫使我们无心去做那些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一位儿科医生说：“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待我的病人。因为你不想让你的任何即兴谈话成为别人起诉你的证据。”　　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毕竟，我们可以在自己选择的地方工作和生活。公民权利保护主义者时刻保持警觉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但自由也应当包括顺其自然的快乐、自我确信的力量以及运用常识的权利——例如，维持课堂秩序或者与病人、同事坦诚互动。

　　近几十年来，将自由作为个人权利的理念已被另一种有关自由的观念所取代，后者的核心主张便是任何人都可以对某项决策说“不”。不可否认，这一转变背后存在一些良好的诱因。但这一趋势已让我们处于无法自由进行日常互动的境地。几乎任何交往都隐藏着法律风险。律师无处不在，不管是在客观上（１９７０年到２０００年，律师的人数在所有职业从业人员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还是在我们的观念中（在我们的观念中播撒质疑日常决策的种子）。美国人越来越瞻前顾后，而不是朝既定的目标坚定前行。

　　我们所失去的是一套有关是非对错的、内在一致的法律体系。一个自由的社会要求人们通常能够理解自己所享有的自由的边界。如果缺乏可靠的法律边界，不信任将会影响人们的日常交往。人们便开始相互畏惧对方，进而开始畏惧法律。

　　我已经就现代法律制度如何破坏我们的自由出版了相关著作。但我很清楚，仅仅诊断出现行制度所存在的缺陷是不足以促成变革的。

　　在本书中，我将向美国公众呈现一个让人们可以自由进行日常决策的全新的权威结构。法官们力求将诉讼限制在合理范围内，深知人们通过诉讼所得到的一切最终将决定自由的边界。学校将按照负责人的直觉和价值理念进行管理，而不再像一个官僚化的流水线那样加以组织。公共决策将为了公共利益进行平衡，而不是像通常见到的那样去满足个别人的利益诉求。华盛顿特区将经历一场百年的洗礼净化，以恢复透明度和责任感。假如华盛顿为数十年堆积如山的法律所压垮，并且只受那些为维持现状而奔忙的利益集团所影响，那么民主制度便无法运行。

　　我在这里所提出的建议是以一个最主要的原则为基础的，即如果我们不具备当场做出决策的自由，那么包括医疗保障、教育、民主、我们和儿童的关系以及个人自我实现在内的每一件事都将毫无进展。因此，我们必须将人类的能量释放出来——包括意志力和个性在内的个人禀赋必须有充分的空间加以发挥和展现。人们需要担当责任的自由。责任必须建立在成就而非对官僚的逢迎之上。我们必须承认和接纳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差异，而不是把人变成从同一个法律制度模具里铸造出来的怪物。将法律带回到一以贯之的边界内，将会把我们每一个人解放出来从而去促成变革，并且使美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摘自《无法生活：将美国人民从法律丛林中解放出来》　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　定价：２９．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