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近２０年里，“基地”组织头目一直谴责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是异端，指责他们不过是被西方操纵的木偶。但现在，该地区一个又一个国家的人民站出来推翻了他们的领导人，而在这一进程中，这些“基地”组织似乎没发挥什么作用。

　　“基地”组织：历史的旁观者？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中东反恐问题专家们认为，过去的几周对“基地”组织来说不啻于一场大灾难，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束手无策的“历史旁观者”。事实上，最近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突然爆发并没遵循“基地”组织的行事原则：凶残的暴力和宗教狂热。示威者们慎用武力，将伊斯兰教义置之脑后，转而拥抱民主，这对拉登和他的追随者来说是莫大的讽刺。

　　“目前，我认为情况对基地组织很不利。”曾在中情局从事反恐工作近３０年的专家鲍尔·皮勒说，“民主对恐怖分子来说是坏消息。人们越是用和平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及诉求，离暴力就会越远。”

　　在阿拉伯世界的这场运动中，拉登一直保持沉默。他的埃及代理人、“基地”组织二号人物扎瓦赫里周日（２月２７日）发出一个视频，号召埃及和突尼斯人民建立伊斯兰国家，警告美国试图操纵此事件，以保证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

　　据美联社报道，这段视频估计录于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台之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２月１１日下台之前。在长达１５分钟的视频中，扎瓦赫里呼吁“坚持用伊斯兰方案主导国家”，号召突尼斯人继续“牺牲和奋斗，直到突尼斯成为伊斯兰和圣战的大本营”。

　　而在上世纪８０年代，穆巴拉克曾逮捕过扎瓦赫里。“推翻穆巴拉克政府是扎瓦赫里２０年来的梦想，他并没实现。”新美国基金会的反恐专家布里恩·费什曼说，“而现在一场非暴力、非宗教的民主运动几周内就把他赶下台了。这对‘基地’组织来说是个大问题。”

    伊斯兰非政治化

　　埃及一直是“圣战”分子的大本营。圣战分子鼓吹，解决世界问题的“伊斯兰方案”只能通过武装的圣战实现，不能通过民主参与实现。但埃及人民的抗议于２月１１日达到高潮，当天结束了穆巴拉克３０年的统治，这场运动看上去没有像世界担心的那样出现圣战恐怖威胁。

　　对此，新加坡《海峡时报》文章分析，这场民众起义一开始就不存在暴力倾向，尽管许多人在无意中丢了性命。

　　最重要的是，“这场起义既无关乎伊斯兰教，也无关乎圣战；而是与自由和生计有关”。文章说，埃及人民提出的一个明确要求是：“滚开，穆巴拉克！”不管主要动机是什么，毫无疑问的是，这远远不同于圣战者的动机。

　　文章分析，非暴力的穆斯林兄弟会被称为埃及最有影响力的动员力量、最大的伊斯兰激进组织，但就连这个组织起初也没冲在前面，这非同寻常。而穆斯林兄弟会与圣战分子不同，它认为“伊斯兰方案”可以通过民主过程实现。

　　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仿效者是伊斯兰主义政治运动的代表。“相信伊斯兰是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人，我们称之为伊斯兰主义者。”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教授奥利维耶·鲁瓦在法国《世界报》上撰文提到。

　　鲁瓦认为，伊斯兰主义者中，最激进者跑去参加国际圣战，比如“基地”组织成员。但“基地”组织从没用心在穆斯林社会内部建立政治结构。再者，“基地”组织主要针对西方目标，因此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鲁瓦还认为，将３０年来在阿拉伯世界重新伊斯兰化运动与政治激进化联系在一起是一种错觉。虽然阿拉伯社会看起来比３０年或４０年前更加伊斯兰化，但如何解释当前的示威中缺乏伊斯兰口号的问题呢？

　　这是伊斯兰化的悖论：它很大程度上让伊斯兰脱离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重新伊斯兰化（佩戴头巾、清真寺数量、教士人数增长、宗教电视频道）与激进伊斯兰主义者无关。总之，伊斯兰主义者丢掉了上世纪８０年代在公共空间中对宗教话语权的垄断。

　　重新伊斯兰化导致宗教标识的普遍化和非政治化：当一切都是宗教时，就没有任何东西是宗教了。所有都变得伊斯兰化了，从快餐到女性时尚。但虔诚形式也个人化了：人们构建自己的信仰，寻找讲授自我实现的教士，对伊斯兰乌托邦不再感兴趣。

    伊斯兰主义者加入民主游戏

　　鲁瓦分析说，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在道德风俗上趋于保守，但在经济上主张自由。上世纪８０年代，伊斯兰主义者（尤其是什叶派）声称捍卫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要求重新分配财富。如今，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赞成农业改革，重新赋予地主提高地租和辞退佃户的权利。伊斯兰主义者逐渐中产阶级化了，这有利于民主：由于无法进行伊斯兰革命，他们被迫与其他政治力量和解、妥协和联合，反对独裁者的掠夺。因此，伊斯兰主义者成为民主游戏的参与者。

　　当前事件反映了阿拉伯世界的深刻社会变化。奥利维耶·鲁瓦认为，这些变化很早就开始了，但它们被西方对中东的刻板印象所遮盖。

　　《海峡时报》文章还提到了埃及的圣战组织——伊斯兰组织的立场。伊斯兰组织曾是埃及最有影响力的圣战组织，现在是一个社会组织。该组织于１９９７年７月宣布停火。这次革命，本是该组织宣布交战的绝佳机会。但相反，伊斯兰组织维持中立，这让该组织的修正意识形态有了更高的可信度。但该组织惊讶地发现——如其网站所说——自己没有获邀参加当时政府发起的与反对派的谈判。

　　不过即便激进分子希望加入，抗议者也不大可能容许其劫持他们的事业。埃及起义似乎表明激进分子确实处于边缘地带。

　　对此，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撰文称，长久以来，对阿拉伯世界和全球政治一直在强行使用一种错误的二分法：不是专制制度，就是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走上开罗街头的人们希望从绝境中挣脱出来，如果将伊斯兰教视为破坏力量是个错误。

　　戈尔巴乔夫还提到，历史上有许多时代是由伊斯兰文化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它对科学、教育和文学作出的贡献不容争辩。伊斯兰有追求社会公正与和平的强大潜能。

    “后伊斯兰主义”一代？

　　发动这场运动的年轻人，奥利维耶·鲁瓦将之归结为“后伊斯兰主义”的一代。新的一代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他们首先表达的是对腐败独裁的厌弃和民主要求。

　　这一代人相比以前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更多生活在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小家庭环境中，孩子更少，但同时面临失业或社会地位下降。他们掌握更多资讯，往往拥有现代通信手段，能够互相连接成个人对个人的网络，而不需要以政党为媒介。年轻人知道伊斯兰主义政权会变成独裁，他们或许是信徒，但却把宗教与政治要求分开：在这个意义上，这场运动是“世俗”的，因为它分清了宗教和政治。宗教活动个人化了。示威者首先是要求尊严和“尊重”。

    部分“圣战”分子回利比亚

　　埃及之后，阿拉伯革命仍在继续，利比亚执政者卡扎菲在首都的黎波里镇压民众，也门总统萨利赫正试图与示威者协商以保住位子。分析人士也认为，混乱导致这些地区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成为恐怖主义的天堂。

　　部分“圣战”分子还是掺和进抗议浪潮中。比如，阿尔及利亚恐怖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一名成员，在一次节目中表示支持起义，该组织部分武装力量将结束流亡投入利比亚的战斗，与政府对抗。他还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参加“圣战”的利比亚人和突尼斯人正在盘算回国。

　　“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说，“我们可以帮助人民战斗，然后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

　　“在民主和法制缺失的地方，给武装力量发展提供了空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史蒂文·西蒙对《纽约时报》说。但他仍然强调，阿拉伯世界的发展意味着暴力圣战路线的挫败。“抗议声浪表明，新一代对基地组织的理论并不感冒。”西蒙说。

　　不过也有意见认为，由于电视画面中出现的抗议人士多半呈世俗、会说英文、西化的特征，导致很多美国人包括很多专家误判了形势。

　　《本·拉登新传》的作者、中情局前反恐负责人迈克尔·苏伊尔对《纽约时报》说，在基地组织和它的同盟中“我们也许会看到与２００１年的活动相比，其活动更广泛、规模更大、更具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