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沦为”清洁工

　　２月２２日周二晚７点，打开电视机调到香港电视台翡翠频道，《穷富翁大作战ＩＩ》第三集正在播出，这档纪实类真人秀节目此前曾播出过第一部，当时在香港社会引起很大反响，此次续作邀请了６位香港富豪，让他们体验３到７天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从事最低等的体力劳动。为了做到尽可能真实，这些富豪在体验期间都不允许和家人联系，更不能对外求助。从２月８日开始，节目每逢周二播出一集，每集讲述一个“穷富豪”的故事。

　　节目的片头就让人感触颇多，伴着有些抑郁的钢琴曲，富豪们曾经享受的生活和如今体验日里艰辛劳作的画面依次闪过，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拿着高脚杯、高尔夫球杆和高级钢笔的手，现在却握着清洁工的扫把、制作奶茶的量杯或是大纸盒箱。

　　第一位在《穷富翁大作战ＩＩ》中出场的是香港著名服装商人田北辰。这位出身商业豪门，哈佛大学毕业，如今拥有全球７００多家分店的大老板，想向政界发展，于是决定深入民间接接“地气”。

　　头天晚上，田北辰被安排住在被称为“笼屋”的格子间里，只有三四平米大，进去只能坐着，根本直不起腰，因为他头顶上还有一间。整个屋子被格成了几十个这样的格子，大家共用一个卫生间和浴室，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即使这样，已算是“豪华笼屋”了，由于位置在旺角区，每月租金高达１３００港元。住在这里的人都是社会最底层人士，很多没有工作，靠政府救济生活。

　　田北辰在和“邻里”攀谈了几句后本想早点休息，却想起第二天一早就要过海上班，自己还不知道乘什么公车前往，于是不得不出门查询路线。平时出门有专职司机车接车送的他，对香港的公共交通一无所知。

　　第二天早上６点，田北辰就赶到了工作地点，开始了清扫工作，虽然之前就知道自己要成为一名清洁工，但真正拿起扫把工作９小时，他才切实体会到这些底层民众的艰辛。“做了几天，我的腰椎差点要断掉，一睡在床上就会觉得疼痛。”即使累成这样，时薪也不过２５港元，要知道，在香港一份便当都不止２５港元。在拍摄期间的三天内，田北辰每天只有５０港元可用，有时他会与同事一起买饭吃，为了找一份低于２０元的午餐，他们常常要走好几条街。

　　身体上的疲惫也许还能忍，最让田北辰难受的是来自别人的歧视。“曾经高高在上，前呼后拥，如今我推着垃圾车，周围的人都像躲魔鬼一样避开我。”

　　三天的体验结束了，当田北辰重新坐回高档专车时，他久久凝视着窗外的街道一语未发。

　　８０后律师变身奶茶店员

　　被节目邀请的，不止是成功的中年富商，还有青年精英。２５岁的香港律师周国丰出生于富裕家庭，自小生活无忧，现在一家三口住在香港豪宅区贝沙湾，他已拥有８０后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所有东西。但在《穷富翁大作战ＩＩ》里，他将变身只有初中学历的毕业生。

　　在节目的第一天，周国丰一大早便四处找工作。没有经验的他，到处碰钉，最后在节目安排下只好当上速递员及珍珠奶茶店的店员，每日工作９小时，时薪２４港元。周国丰坦言，在英国留学时，曾当过义工和苦力，最初以为自己能够应付劳动性的工作，谁知卖珍珠奶茶的第二天，做了４小时便开始觉得头晕。“客人叫奶茶一杯又一杯，忙得我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不要说坐着休息一会，连喝水的时间也没有。但我看身边的同事，他们却已习惯这种工作压力，好像连厕所也不用去！”

　　周国丰与同为８０后的同事聊天，发现大家一想到将来，都会感到绝望，因为纵然他们怎么努力工作，晋升机会也很小。经历了数天的基层工作，他有感而发地说：“其实很多８０后的青年并不怕辛苦，他们最怕的是人生没有前景、没出路。但在目前社会，他们天天工作，只够糊口而已，更不用说买房了。”

　　４天体验生活结束后，周国丰回家便病了数星期。被问到假如真的成为贫穷青年，他坦言，自己可能撑不住。

　　香港贫富悬殊引关注

　　《穷富翁大作战》希望唤起政府和社会对底层民众的关注。近１０年来，香港贫富悬殊问题日益严重，据联合国此前公布的调查数据，目前香港在全球２７个先进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排名第一，其后是新加坡和美国。资料显示，香港贫穷人口已由２００９年的１２０万升至去年上半年的１２６万。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研究院翁海颖将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归结为香港产业转移。回顾香港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她说，上世纪８０年代，香港制造业处于鼎盛时期，“那个时候，类似制衣、电子一类的制造业，可以给一些低教育水平的人士提供就业机会，到了１９９５年左右，开始慢慢有贫富差距的迹象，再经历亚洲金融风暴，制造业从香港撤走，贫富差距的现象就开始恶化了”。她认为，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在中央的支持下，香港的金融业“活了过来”，此后，香港开始发展四大产业，“但金融、房地产这些产业与制造业不同，过往只要靠一双手，靠刻苦勤奋就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人，都没办法挤进这些行业，于是只能从事清洁工、保安员等一些工资更低的工作”　。

　　除此之外，香港也追求总部文化、精英文化。“无可否认，优势行业从业人员、专业人士等精英的收入大大增加，但毕竟精英是少数的，政府没有给一些低技术、低文化水平的人提供足够的职位，这部分人的收入在下降，两极分化自然越来越严重。”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梁祖彬则认为，在市场经济下，的确要承认贫富之间的差距，“分配资源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税收，香港目前推行的是低税制，要求港府通过税收劫富济贫，这不可能，再者，香港信奉的是大市场小政府，即使将所有港府的资源用于帮助穷人，效果也不大。”

　　梁祖彬觉得，联合国这个报告也并不一定准确，不能迷信于单一的量化指标，就香港的各项福利，比如医疗、教育、居住等方面，香港低收入人士还是有保障的，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的话，香港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用来量度社会贫富差距）会低一点。

　　针对贫富悬殊的问题，香港特区政府也出台了很多缓解政策和措施。今年初当局表示，最低工资制度已落实，并有望短期内推出新的交通资助计划，使底层民众都可受益。此外，香港特首曾荫权在去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成立“关爱基金”，由港府和商界各出资一半，用于援助贫困阶层。这个基金无疑可以让富有的人出一点力，拉近贫富之间的差距。

　　参与过《穷富翁大作战》节目的富豪精英们也表示要尽可能多地参与公益事业，扶助穷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