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艾哈迈德·伊兹还是埃及最有权势的商人之一。他控制了埃及大约４０％的钢产量，是执政党的一名要角；最重要的是，他还是穆巴拉克的儿子、继承人贾迈勒的亲密战友。

　　而现在，伊兹已经是过气人物了。示威者早已将其描述为魔鬼，并将其公司总部付之一炬。老警卫已经视他为累赘了。伊兹正在接受调查，资产被冻结，并被禁止离境。那些在过去与伊兹交好的西方公司不仅浪费了时间，还浪费了金钱。

　　曾几何时，全球化会将政治边缘化的观点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作为哈佛商学院一名顶尖思想家，西奥多·莱维特就认为：“地球是圆的，但大多数情况下，最明智的做法是把它当成平的。”日本商业巨头大前研一也曾出版《无国界的世界》、《民族国家的终结》等书。而诸如ＩＢＭ和福特汽车这样的大公司在创建全球一体帝国的过程中，也在淡化派驻经理的重要性。

　　埃及发生的事件表明，这种“无边界”的想法多么愚蠢。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曾经说过，“只有那些有着民选政权，并对美国友好的国家，上帝才认为是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合适之地”。我们不妨引申一下，只有在同样的地方，才是上帝认为经济增长的可取之地。面对新兴市场急匆匆地发展，企业世界已经兴奋起来；但新兴市场其实充满了政治风险——不健全的法律体系、临时设置的机构、不稳定的城市和脆弱的政权。

　　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把商业当做国家权力的工具，尤其是在中国，也包括俄罗斯和海湾国家。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包括大部分最大的石油企业都是国有的，它们的运转是基于政治因素而非经济考虑。

　　英国石油公司与俄罗斯联邦控制的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新近所形成的伙伴关系，共同去开发北极地区，里面充斥着阴暗的政治考虑。

　　即便在本国内，西方企业也面临政治风险，因为政府对腐败越来越警惕。奥巴马政府正以传播福音般的热情执行《反海外腐败法》，并采取了过去用来对付有组织犯罪的技术手段。英国政府也推出了严厉的反贿赂措施。企业管理人员如果在泰国或印尼“入乡随俗”收取贿赂，回国后便有入狱的危险。

　　公司该如何应对？这并没有简单的规则可循。世界上的国家形形色色，新兴市场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治制度。在巴西，你需要了解国会的多党联盟；在沙特，需要了解统治家族的内部关系。而地方政治又复杂得多。

　　最重要的忠告在于，要严肃地考虑政治风险。石油和矿业公司一直做得很好。过去５０多年以来，尽管尼日利亚一直处于危险和不稳定的境地，但壳牌却在做着有利可图的生意。而一些“新经济”公司则显得幼稚些。埃及危机表明，它们无法避免地卷入了目前正在互联网上激战正酣的政治斗争当中。瓦伊尔·高尼姆是谷歌在该地区的一名高管，也是这起示威运动的主要政治活动家。

　　公司可以从诸如英国控制风险集团、美国欧亚集团这样的政治风险咨询机构购买建议；也可以向政治头面人物，比如亨利·基辛格、一些前大使组建的咨询公司寻求建议。伊恩·布雷默是欧亚集团主席，也是这一领域声势看涨的大师，他在这方面写了不少书。

　　但公司不应局限于购买意见。它们需要对当地知识更为关注：许多公司痴迷于全球化的观点，最终会因为轻视派驻经理而后悔莫及。公司还不应为表面稳定所迷惑。埃及独裁政府的迅速崩溃，应该会引起那些把宝押在中国而非印度的公司的深思。

　　有些办法已经被证明相当有效。一种办法是多元化经营。面对秘鲁的国有化浪潮，克莱斯勒之所以能幸免于难，就在于当地工厂只集中了生产组装汽车的部分生产线。另一种办法是培植深厚的本土根源。多年以来，壳牌培养和雇佣了许多主管尼日利亚石油业的人员。第三种办法是共同承担风险。越来越多的公司与其他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组成复杂的联盟。

　　然而，所有的招儿都用上，也可能会面临一个煞风景的结局。创建全球公司的话，风险会随之加大，尤其是当一家至关重要的工厂被关闭时。与当地政府拥抱在一起，便可能成为被憎恨的对象，就像壳牌公司在尼日利亚所发现的那样。与当地人结盟，很多事情自己不能完全掌控，还可能会面临腐败的指控。事实证明，政治经济学远比经济学复杂得多。

　　（：：英国《经济学家》　译　夏微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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