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　莱拉·波洛狄特斯基　（斯坦福大学认知心理学副教授）　：：译者　ｓｉｂｙｌ

　　一种文化里的５岁小孩，可以轻易做到另一种文化里科学家们都应付不了的事，这是认知能力中的一个巨大差异。拿什么来解释这一现象？是语言在影响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吗？

　　５岁女孩为何胜过科学家

　　我站在一个５岁女孩的身旁，她来自澳大利亚约克角西岸一个叫泊帕拉乌的小型土著聚居地。当我要求她指出北方时，她立刻准确地指明了方向。我的指南针显示她是对的。

　　回到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厅，我向听众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听众间不乏著名科学学者，一些人来这间大厅听演讲长达４０多年了。我让他们在闭上眼后指示北方。许多人拒绝了，他们不知道答案。而那些顺从者们思考一段时间后指向了四面八方。我又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莫斯科、伦敦及北京做了相同的实验，均得到同样的结果。

　　一种文化里的５岁小孩，可以轻易做到另一种文化里杰出的科学家们都应付不了的事，这是认知能力中的一个巨大差异。拿什么来解释这一现象呢？答案也许正是语言。

　　不同语言可能导致不同的认知能力——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和本杰明·李·沃尔夫提出，不同母语者可能思维方式也不同。虽然他们的观点在早期大受欢迎，但几乎没有证据予以支持，所以当一种声称语言和思维受限于情境的新理论出现时，它即被弃之高阁。但在几十年后的现在，一系列证明语言是如何影响思维的实验证据终于出现了。

　　眼花缭乱的７０００种语言

　　全世界的人们使用着多达７０００种的语言，这的确让人眼花缭乱，而每种语言都对使用者有着不同的要求。例如，假设我要告诉你我在４２街看到了一个叔叔，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种叫Ｍｉａｎ的语言来说，我使用的动词会显示出事件到底是在刚才、昨天还是很久以前发生的；而在印尼语中，动词不会泄露出它是已经发生了，还是即将发生；俄语中的动词会显示出我的性别；而在汉语中，我则需要说明这个所谓的叔叔是母亲还是父亲那边的亲戚，以及他是血亲还是姻亲，因为这些不同的“叔叔”都有对应的词来表示；而在亚马逊流域的一种叫Ｐｉｒａｈａ的语言中，我甚至说不出“４２”，因为这种语言没有表示具体数字的词，仅能表示“少”和“多”。

　　人们讲的话不同，并不一定表示他们想的也不同。我们怎么能判定说Ｍｉａｎ语、俄语、印尼语、汉语或者Ｐｉｒａｈａ语的人，实际上是以独特的方式铭记或推理这个世界呢？许多研究发现，语言影响人类经验中最基础的方面：空间，时间，因果记忆和与他人的关系。

　　让我们回到泊帕拉乌。他们的Ｋｕｕｋ　Ｔｈａａｙｏｒｒｅ语并不使用“左右”之类的相对空间表达，而是用绝对轴方向，即东南西北等。当然英语也使用轴类方向表达，但仅仅是在涉及较大空间范围时。比如我们不会说，“他们把沙拉叉放到了主菜叉的东南方！”但在泊帕拉乌只使用轴式方向，这意味着人们会说“杯子在盘子的东南方”或者“在玛丽南边站着的男孩是我哥”。为了说出适宜的话，每个人都必须保持方向感。

　　研究显示，即使是在不熟悉的地方或建筑内，那些母语中依赖绝对方向的人在记录行程时也相当精准。他们比说其他语言的当地人记得更清楚，事实上已超越了科学家对人类此项能力的预期。

　　对空间认知不同的人，往往也可能对时间认知不同。例如，我们给Ｋｕｕｋ　Ｔｈａａｙｏｒｒｅ母语者展示了一系列显示时间进程的图片——一个男人的衰老，一条鳄鱼的成长，一只香蕉被吃掉的过程。然后要求他们以正确的时间顺序排列出地上已搅乱的图片。

　　我们对每个被试者测试了两次。英语母语者会将卡片排列成时间由左至右的形式。希伯来语母语者倾向于将卡片由右向左摆放。这表明一种语言中的书写方向影响了我们组织时间的方向。然而，Ｋｕｕｋ　Ｔｈａａｙｏｒｒｅ母语者并没有照常理将卡片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排列，而是排列成由东向西的走向：当他们面朝南方坐着时，卡片是由左向右的；面向北方时，卡片则由右向左；面向东方时，卡片由外向内，以此类推。我们从未告诉任何人他们面朝的方向，但Ｋｕｕｋ　Ｔｈａａｙｏｒｒｅ母语者已经知道了，并且自发地用这个空间定向来组织他们对时间的表达。

　　对时间的表达在世界各地都不同。比如，说英语的人认为未来在“前面”，过去在“后面”。２０１０年，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的研究者发现说英语的人在考虑未来时，会无意识地将他们的身体前倾，思考过去时则后仰。但在安第斯山脉的艾马拉人习惯将过去说成在前面，未来说成在后面，他们的身体语言也符合讲话的方式：２００６年，研究者发现艾马拉人在提到过去时会做“面前”的手势，讨论未来时则做“身后”的动作。

　　语言影响记忆

　　说不同语言的人在描述时间和事件时，是有所不同的。举例说明，美国前副总统切尼曾意外误伤了哈利·惠灵顿。人们可以说，“切尼击中了惠灵顿”（这里切尼是直接当事人），或者“惠灵顿被打成了筛子”（将切尼置之事外）。切尼自己是这么的，“不幸的是，我就是那个扣动扳机，在子弹乱飞后击中哈利的人。”他将事件绕了个大圈子，把自己和结果撇远了。前总统布什则这样说：“他听到一只鸟受惊飞走，然后他转身，再扣动扳机，之后他的朋友受伤了。”这是一个更高妙的无罪辩护，短短一句话就将切尼从当事人转化成一个单纯的目击者。

　　美国公众很少因为这样的言语矫饰而被蒙蔽，因为在英语中，非动作主体的言论一听就像是在推脱，属于逃避罪责的孩子和政客们的拿手戏。英语使用者们更常用如“约翰打碎了花瓶”等及物动词结构来形容事故。而与之相反的是，日语或西班牙语使用者们很少在描述一件意外时，提及动作主体。在西班牙中，人们可能会说“花瓶碎了”或“花瓶自己碎了”。

　　诸如此类的语言差异影响着人们分析事件的方式，对记忆也有影响。在我们的实验中，英语、西班牙语以及日语使用者们观看了两个男人“有意”或“无意”地打破气球、砸坏鸡蛋以及喷出饮料。接着我们给他们做了记忆测试，让他们指出每个事件的当事人，就像在警局辨认队列中的嫌犯。当我们查看记忆数据时，发现结果跟语言模式预期的完全一样。

　　３种语言使用者在描述有意的破坏行为时，会说“他戳破了气球”，并且３个组的人都记得很清楚，是谁有意干了这些事。然而当破坏者的动作属于“无意”时，不同结果就出现了：西班牙语和日语使用者对“谁做了这件事”的记忆更模糊。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记忆力总体较差——他们在记忆有意当事人时（这时他们的语言自然地提到该当事人）跟英语使用者们一样好。

　　语言不仅影响记忆，语言结构也使我们在学新东西时感到难易不一。例如在一些语言中，表示数字的词语比英语更清晰地解释了十进制（说汉语的青少年不会对１１或１３这样的数字感到迷惑），学习这些语言的孩子会更早洞悉十进制的真谛。而记住一个电话号码或进行心算的难易程度，也取决于表示数字的词语有多少音节。语言甚至能影响孩子认知自己性别的时间。１９８３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研究者比较了母语为希伯来语、英语或芬兰语的３组孩子。希伯来语对性别的描述非常丰富，连“你”这个词语也根据性别的不同而有差异。芬兰语完全没有性别标记，英语则处于两者之间。相应地，在希伯来语境中长大的孩子们，要比说芬兰语的孩子们早一年认识到自己的性别。而说英语的孩子处于两者之间。

　　人类智力的一个显著特性是它的适应性，为了适应不断改变的目标和环境，人们发明并重排对世界的构想。这种适应性的一个结果，就是各种语言间巨大的差异性。每一种语言都是在特定文化下发展了数千年的认知工具，包含了对世界的感知，是由我们的祖先发明并改善的一本无价指南。语言是怎么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是怎么创造知识以及构架现实，怎样变得像现在一样聪明而成熟？解开这些谜题，会反过来帮助理解我们生而为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