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客观现实需要他们扮演子女的道德领路人角色，而他们自己对道德的质疑却达到了中国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退休后鳏居的老余为补贴三个已成年子女的开销，将自家单元房的两间居室全出租出去，自己则蜗居在厨房隔出的１．５平方米狭小空间里。他大儿子前些年因恶性交通肇事被判重刑，老余花钱打通关节将儿子安排在一个条件较好的劳改农场服刑；小儿子不久前又因拦路抢劫而被捕，老余正在四处筹钱准备捞儿子；眼看春节将至，老余恐怕又要独自徘徊在猎猎寒风里了，因为他女儿一家过年从不将老爷子接去共享天伦之乐，虽然平时接外孙女放学是老余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

　　尽管像老余这样倒霉而又辛酸的父亲在中国并不多见，但据笔者观察，中国爸爸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角色正日益边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往往不知道该如何构建与子女的“工作”关系，扮黑脸督促孩子努力上进吗？中国妈妈在这方面大都堪称“虎妈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之心远比爸爸殷切，似乎用不着老爸再去扮演压垮子女心理承受力的最后一根稻草。扮导师教给子女谋生的技能吗？中国现在早就脱离了子承父业的自然经济时代，爸爸的那点职业技能十有七八无法被子女延续下去；如果说女儿钓到金龟婿也是一种“谋生”技能的话，一肚子“驯夫、驭夫”心得的老妈显然比老爸更适合传授这门功夫。

　　于是，许多中国爸爸在现代家庭里就沦为赚钱机器兼妈妈的行政助理，他们在子女教育方面越来越无缘置喙，久而久之也便顺坡下驴甘当起妈妈的应声虫，但中国妈妈教育失败所引起的后果中国爸爸却没法不承担，只是这时子女对他们既缺乏敬畏又缺乏信任，老爸除了被动出钱、出力给子女的劣行善后，恐怕只剩下徒呼奈何的份了。这种现象不能不让我们思考，现代社会的家庭里父亲究竟应怎样扮演一种负责任的角色。在男耕女织自然经济占主导的传统社会，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更多体现为“身教”，传授给儿子种田打渔的谋生本领，通过自己在家中一言九鼎的言行教儿子如何树立“父权”，教女儿出嫁后如何顺从“夫权”。但现代社会父亲在上述领域的影响力几乎已丧失殆尽，他们如果想在子女教育方面继续扮演积极角色，恐怕就得将自己的“工作重点”从身教转为言传，而许多中国爸爸却偏偏是“讷于言”的。

　　不久前我与一位刚刚踏入职场的小青年聊天，他向我道出了自己努力适应社会时遇到的苦恼：你不机灵点就会被人骗，你太老实了就会被人欺，如何能让自己尽快机灵和厉害起来呢？我无法回答他这个问题，因为这些年来的人生经验告诉我，在这个社会上混，永远有比你机灵的，也永远有比你厉害的，你真正能够把握在自己手里的是自己的信誉和人品——永远不会有人把机会和重任交给他自己内心信不过的人。说这番话时我明显看到小青年的眼里泛着亮光，我的话看来他是听进去一些。可我同时又感到一丝悲哀，因为同样的话他父亲显然并没有对他说过。他的父亲我很熟，是个人品很好的人，可能他认为自己身上的那些优良品质已不适应当今社会了？

　　这种对道德的怀疑或许正是当今许多中国爸爸在子女教育上身陷尴尬处境的根源。社会的客观现实需要他们扮演子女的道德领路人角色，而他们自己对道德的质疑却达到了中国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物质利益越是看似触手可及（真正能否得到则是另外一回事），人们对道德的坚守就越松懈，而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存在种种缺陷和不足，但说句公道话，发财致富的机会和可能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充沛的，面对这一“人人竞为奸巧”的社会环境，许多中国爸爸困惑了，犹豫了，失声了。

　　老余家的悲剧虽然未必全由于当父亲的失职所造成，但不能否认的是，许多中国家庭正因为爸爸的不作为而不同程度上演着类似老余家的人生悲剧。

　　（：：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