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年度报告,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不但如此,在该指数问世至今的15年中,香港一直都保持这一称号。然而,香港政府今年采取的一些举措引发了新一轮争论,人们开始质疑,香港是否正在抛弃自己的自由准则。
香港在今年7月通过了历史上第一个最低工资法案,又在11月将最低工资标准设定为每小时28港元。同样在11月,香港政府采取一些打压地产市场投机活动的强力措施,其中包括收紧高价地产的信贷,以及对两年内转售的房产征收高达15%的印花税。还有人认为,7月1日生效的食品标签法也是政府膨胀的标志。香港还能算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吗?这些新法规究竟有没有必要?
针对这个问题,自由市场智囊机构狮子山学会创始人之一李兆富和汇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学家郭浩庄进行了一场辩论。
李兆富认为:“我们的日子过得挺好,政府不应进行如此活跃的干预。”
他表示:“其中一些(控制)措施并非出于政府意愿,有些立法者生活在幻觉中,认为所有人都在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针对这种观点,我的意见是,香港存在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他们都觉得一切安好,我们需要的只是一点时间,以便从之前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李兆富称,控制物价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因为它会掩盖一些其他方面的代价。地产价格一直都在上涨,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的不过是那些并不真正拥有地产的人。如果政府自欺欺人,以为赶跑了投机商就万事大吉,那“我们就没有看到真正的症结,真正的症结在于港币相对于美元的固定汇率,要想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是让港币自由浮动”。
香港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资本主要来自一个极具效率的金融系统,这跟其他那些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的地方不一样。最大的担忧之一就是,最低工资法会不会扼杀社会的流动性。
郭浩庄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措施,并不是对自由准则的公然背叛。
郭浩庄表示,有人想证明香港对自由准则进行了所谓的背叛。如果后退一步,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跟其他一些经济体相比,香港的举措算不上是真正的干预。“看看香港的所得税水平、商业税水平和开办企业的容易程度,你就会明白其中道理。任何一个自由经济体中都会存在政府干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把政府干预控制在最理想的程度?”
他说:“我觉得,香港政府对达成两方面平衡的必要性有清醒的认识,如果你着手树立一些阻碍服务贸易自由的屏障,经济可能会受到损害,由此而来的风险非常之大。
“最低工资只是一个非常小的措施,最终的后果现在还不好说,不能只看它带给经济的消极影响,也应该看到,它还可能增强消费者的信心。鉴于最近的经济反弹是因为本地需求和出口服务的增长,相较于其他因素,消费者的信心对香港经济更为重要。香港是蜚声世界的服务提供商,政府绝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动摇这一地位的措施。
“如果政府的最新举措能够起到平抑地产价格的作用,香港就可以从资本流入的潮水当中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其他一些地方选择了货币管制和多种多样的资本控制措施。香港政府之所以不愿意像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那样实行资本控制,就是因为它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必须保持香港的自由经济体地位。既然不能进行资本控制,平抑资产价格就成了惟一可行的选择。这只是一种间接的控制手段而已。”
(::美国《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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