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９年９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再次访华，希望重启此前因中方抵制而搁浅的中苏军事合作。出乎意料的是，中方在会上以毫不让步的姿态，对苏联当时奉行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强烈批驳，会谈最终不欢而散，两国关系自此迅速向冰点滑落。作为惟一的苏方翻译和记录执笔人，本书作者见证了这次苏中首脑谈判的全过程。

　　苏联被指“现代修正主义”

　　１９５９年新中国国庆期间，应赫鲁晓夫提议，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了重要会谈。会谈开始后，赫鲁晓夫向毛泽东重新解释了苏联提出的军事战略合作计划的理由，以及苏联新的对外政策的立场。他或许以为，上次不成功的谈判已过去了一年，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立场应该有所转变。说罢，他微笑着观察毛泽东的表情。

　　这时，毛泽东又变得像一年前那样神情专注。赫鲁晓夫话音刚落，他立即予以反驳。他指出，苏共的立场和路线是现代修正主义。“所谓现代修正主义，其实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背叛。”说这句话时，毛泽东提高了声调，而且以犀利的目光直视着赫鲁晓夫。这是我在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中，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用“现代修正主义”这个政治术语。

　　对于中苏两党关系，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希望与苏联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并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不容混淆，含糊不得。说这些话时，他显得很激动，但我发觉他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也许，毛泽东不愿把话说得太重，不想伤害赫鲁晓夫的自尊心。

　　陈毅的强硬令我们诧异

　　接下来，毛泽东示意让外交部长陈毅发言。谁知陈毅的措词更加尖锐。他一开口就指责，苏联要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是在同帝国主义搞政治游戏。他还列举了一个“有根据”的理由：赫鲁晓夫此次来华是在访美之后。因此，中方怀疑苏共的立场是美苏密谋“碰头”的结果，试图合伙出卖和孤立中国。他甚至对赫鲁晓夫这样说：“你们苏联口口声声说要给我们中国军事援助，为什么不给我们原子弹？我看你们这样做，就是想凌驾于我们的头上，让我们永远跟在你们的后头走。你们就是大国沙文主义！”

　　陈毅嗓门很大。当我翻译完他的发言，赫鲁晓夫立刻面露愠色，在场的其他苏联领导人也都对中国外交部长在这样重要的场合严词批评苏方的对外政策，感到不可理解。

　　其实，中国领导人应该不会忘记，早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５日，苏联政府就与中国政府正式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这一协定，苏联将在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１年底期间，提供给中国有关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是中国盼望已久的。当时，苏联党内和军内对该协定曾经提出反对意见。然而，正是赫鲁晓夫从对中国的支持考虑，专门将中方代表团邀请到莫斯科来讨论这个问题，批准并正式签署了这个协定。据我所知，该协定当时仍在实施过程中。也许中国领导人对这件事过于性急，故又提出了原子弹问题。

　　我发觉，赫鲁晓夫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烦恼和激动，他立刻对陈毅的发言进行了同样强硬的驳斥，但极力控制自己没有发怒。然而，他心里很明白，此次谈判注定是徒劳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服从苏联共产党，也不会听从苏共的任何建议。毛泽东等人下决心要走自己的路。两党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即将成为泡影。我想，这是不可挽回的结果。

　　会谈记录缘何被严密封存

　　我还记得，会谈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将两份会谈翻译记录和一份密码电报稿交给赫鲁晓夫审阅，并且由他亲笔签名。然后，我将这些资料分别装入特制的档案袋并加注“绝密”字样。使馆立即将其中一份会谈记录和关于会谈纪要的密码电报发往莫斯科，另一份会谈记录和我的原始翻译稿则被封存在机密档案室。　在苏联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夕，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苏斯洛夫专门召见了我。他叮嘱我，这次苏中首脑会谈的情况要绝对保密，只有苏共最高决策层可以知晓，作为绝密文件的会谈资料尤其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苏联代表团回到莫斯科的第三天，苏斯洛夫又对我下达新的指示，让我立即通知苏联驻华使馆，将保存在使馆档案室的那部分资料火速送回莫斯科苏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两日后，那两个注明“绝密”的特制文件袋即送达苏斯洛夫本人。毫无疑问，作为这次苏中首脑谈判中惟一的苏方翻译和记录执笔人，我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苏共中央的指示。

　　苏联方面对那次苏中首脑会谈的真实内幕采取严格保密措施的缘由，在我看来，主要是担心西方间谍窃取这个机密，导致敌人利用它离间苏中关系。这说明苏共依然不情愿与中共闹分裂。令人痛心的是，两国关系表面上的友好并没有维持多久。愿望毕竟是愿望，事实终究是事实。因此，我所知道的这个秘密到后来也就不能称为秘密了。

　　（：：节选自《直译中苏高层会晤》，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