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扬（音）是一名矿工的女儿。今年７月，大学刚毕业的她怀揣着相当于１４０美元的一笔钱，充满信心地来到北京。

　　“我想，新生活会比自己想象得好。”她说。离开贫瘠的山西省，坐了６个小时火车，她身边是来自大同大学的４名同学。家里人说，她们在这座人口１７００万的城市“会吃苦头的”，但这些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根本听不进去。

　　那天下午，他们拖着行李走进一个破烂邋遢的居住区，第一次尝到了现实的滋味。那里住着成千上万的年轻奋斗者，都是４人合住一个狭小的房间。刘扬几乎找不到自己的床位。房子密密麻麻地挨着，就像匆匆搭建的养兔场，周围垃圾异味扑鼻。刘扬连连皱眉。

　　“电影里的北京可不是这样的。”她说。

　　像刘扬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外来年轻人被中国社会学家称为“蚁族”。这个称谓不仅指该群体数量庞大（仅北京至少就有１０万人），也形容他们的生活处境。通常这些人住在拥挤的社区，从事销售和助理等底层工作，所拿薪水甚至连工资很低的工厂工人都不会满意。

　　他们往往是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属于数量空前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年轻人群体，中国希望这批人推动劳动密集型经济向知识型经济转变。１９９８年，中国政府宣布扩大高等教育时，高等院校一年毕业的学生为８３万人。而到今年５月，该数字已上升至逾６００万，并且还在继续增长。

　　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但是，对于念念不忘“稳定”的中国政府来说，这样的数字也足以引发担忧，特别是在城市里，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丧失信心，许多人工资仅够糊口。一旦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飙升，这批人会给政府带来挑战。

　　一些蚁族取得了事业成功，而许多人举步维艰、沮丧失望。他们每周工作６天，生活之艰苦堪比狄更斯（编者注：１９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笔下的社会。

　　但是，更令许多新来者“受挫”的是辛苦工作都难以克服的种种障碍。他们许多都毕业于中国迅速增多的地方三流学校，其本科学位在大城市根本不吃香。而且，他们大多是农民或工人的孩子，缺少中国新富和官员子女所具有的人情关系。

　　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素质改善了，但另一方面，竞争前所未有地激烈。”鉴于目前大学生失业现象普遍，彭先生表示，年轻人不妨考虑护理、教书等职业，或者调整就业期望。“在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地方，闯几年倒没什么，但若呆得太久了，对自己和整个社会都会是问题。”他说。

　　到１１月，刘扬终于顶不住压力了。她辞掉推销方便面的工作后未能找到另一份职业，干脆放弃回家了。而她的两个同学和他们的女朋友打算继续待下去。某天吃晚饭时，４人抱怨北京人刻薄、生活成本高，及“工作没意思”。不过，他们都发誓要坚持下去。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