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系统虽有《三国演义》，但也有《道德经》，前者引导人们走向成熟的圆滑、成熟的世故，后者呼唤你复归于朴，放下一切心术与面具。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文学经典，进入中华民族的潜意识，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一部分。本书在肯定两本书文学价值的前提下，对两部经典进行了价值观批判。

　　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

　　最黑暗的地狱在哪里？最黑暗的地狱不在牢房，不在战场，而在人心中。《三国演义》显露的正是最黑暗的人心，它是中国人心全面变质的集中信号。也就是说，以《山海经》为标志的中国童年时代那种单纯的人心，发展到《三国演义》已全面变质变态，彻底地伪形化。《三国演义》是一部心术、心计、权术的大全。三国中，除了关羽、张飞、鲁肃等少数人之外，其他人，特别是主要人物刘备、诸葛亮、孙权、曹操、司马懿等，全戴面具。相比之下，曹操的面具少一些，但其心也黑到极点。这个时代，几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

　　《三国演义》展示的时代，是一个智慧发展到最高峰的时代，又是一个阴谋发展到最成熟的时代；是一个“仁义”叫得最响亮的时代，又是一个人性最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从表面看是沙场上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骗术、权术、诡术、心术的较量。谁的心地最黑、脸皮最厚，谁就是胜利者。１９１７年李宗吾先生（１８７９－１９４４）的奇书《厚黑学》出版。他说读遍二十四史，终于读出“厚黑”二字。所谓厚，就是脸皮像刘备那么厚；所谓黑，就是心如曹操黑。

　　如果没有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英雄”。《三国演义》的总效果是不断制造出没有心灵却有心计的“三国中人”。当今有些政治人与经济人，虽不知李宗吾先生的感愤之言，却记得厚黑二字的深意，并变形为新厚黑学，鼓吹要在政坛与商场上成功，就要具备厚脸皮与黑心肠两样东西。

　　本书上部对《水浒传》进行文化批判，要点是对暴力崇拜、暴力趣味的批判；而对《三国演义》的批判，重点则在于揭示权术游戏的真面目。

　　中国的民间智慧产生了一个既朴素又深刻的劝诫：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这一民间真理启迪我们，人进入成年之后，不可走向《三国》。这是一种教人自救的智慧。中国文化系统虽有《三国演义》，但也有《道德经》，前者引导人们走向成熟的圆滑、成熟的世故，让你赢得全套的生存技巧与生存策略；后者呼唤你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让你拒绝世故与圆滑，放下一切心术与面具。两种文化，两种人生方向。民间智慧关于“老不看三国”的提醒，实际上是心灵大方向的提示。

　　权术与制度之别

　　宋代叶适所作的《宝漠阁待制知隆兴府徐公墓志铭》写道：“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把权术视为“至诚”的对立项，十分准确，权术的主要特点正是没有真诚，只有机变手段。叶适这句话的重要性还在于说明，中国汤尧禹舜时代的上古原形文化，没有权术，只有真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兵家、法家、道家、纵横家的著作出现，中国文化才发生巨大的伪形，出现权术政治游戏的第一次高潮。东汉末年，也就是三国时代，则出现第二次高潮。第二次规模之大、谋略之深、诡计之细密，是第一次高潮无法可比的。

　　中国古代文化中所讲的道，在现代文化中则用另一套语言表达。在现实社会政治层面的道，主要应当是指制度。而权术恰恰是制度崩溃后的产物，中国的权术那么发达，就因为制度无效，反而是权术机谋有效，生存技巧有效。钱穆先生一生研究中国文化，得其要点，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特别指出“制度与法术”的对立，两者此起彼伏，制度衰则权术兴。分清“制度”与“法术”这两个基本概念极为重要。他说：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

　　钱穆先生在论述制度与法术的区别时还指出关键性的一点，就是凡热衷于法术者都有私心，这一意思实际上是说，凡玩弄权术者都是心术不正者。品端心正的大公无私者依仗健全的制度，无须依靠政治技巧。制度应体现社会公众的利益，权术家们一旦确认制度的权威，必定会损害自己的私利。《三国演义》中诸方首领，从曹操到刘备、孙权，从曹丕到司马懿，哪一个不是私心当头呢？

　　（：：摘自《双典批判》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０年６月版　定价：２９．８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