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喜欢用“之前”和“之后”来划分时间。我们也许刚跨过了一个新分水岭：富士康事件发生前与发生后。６个月前，富士康位于中国南方的厂区发生一系列自杀事件，这家台湾大型电子代工企业一时登上了国际新闻的头条。

　　富士康在中国雇佣了８０万名工人。自杀事件发生后，该公司将工人工资上调３０％。这缓解了对富士康自身及一些更著名的公司客户的负面报道。与此同时，中国几个省份的其他公司也将工人的工资提高了逾２０％。

　　沃尔玛供应商之一、全球最大采购公司利丰集团董事长冯国经认为，围绕富士康的争论是一次划时代的事件。他预测，这不仅标志着劳动力“贱如粪土”时代的结束，而且还将引发对中国过去３０年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整个工业园体系的反思。他表示：“我们可以说‘前富士康’与‘后富士康’时代。富士康的确有这么重要。”

　　“后富士康时代”一个若隐若现的趋势是，长期以来一直对劳工组织感到不安的中国政府对工会的容忍度提高了。广东省已提议通过立法，允许工人进行集体谈判和派代表进驻企业董事会。

　　再加上人口方面的变化，这意味着中国将迎来一段工资持续上涨的时期。与人们的普遍认识相反，在中国，尽管工资在国民产出中所占比重出现下滑，但已经上涨一段时间了。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的数据显示，过去１０年，制造业每小时实际工资的增幅达到每年１２．７％，而美国每年下降０．５％。中国的工资如今可能会加速上涨。根据摩根·斯坦利的计算，中国工人每小时的产出是美国的２１％，但工资只有美国的１１％。这一差距可能会开始缩小。

　　这些变化意义重大。首先，在广东及其他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沿海省份，一些工厂正逐渐迁往中国内陆地区。制造汽车零部件或精密电子器件的工厂可能会留在原地，因为劳动力仅占投入成本的很小一部分。安徽、江西和湖北等较为贫穷的内陆省份，传统上一直是民工输出省份，如今正在变成工厂所在地。距上海约３００英里的安徽，如今已成为空调制造中心。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中国公司甚至已开始从外国采购商品，拿到国内来卖。冯国经表示：“直到过去几个月，我才听说有中国公司要求从国外进货。”近几周，已经有许多客户询问冯国经，是否可以供应来自孟加拉国、越南或其它地区的服饰与鞋，“这就是富士康效应”。

　　随之而来的第二个影响，是工资上涨将蔓延至邻国。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孟加拉国的服装业正陷于混乱之中，该国２００万名工人（其中许多是女性）纷纷要求提高工资。孟加拉国政府今年７月同意，将为玛莎百货、Ｈ＆Ｍ以及沃尔玛等公司生产服装的工人最低月工资提高一倍至４３美元。

　　第三个后富士康效应可能意义最为深远。如果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工资继续上涨，制成品价格也会随之上涨。香港的贸易商预测，部分中国产品明年的成本将会上涨１０％至２０％。这既会削弱欧美消费者的购买力，也会提高中国工人的购买力。简言之，它将推动所有人都在大声疾呼的“再平衡”——只不过它是通过提高工资、而不是提高汇率实现的。

　　当然，将这一切都归因于富士康是一件愚蠢的事，这些都是长期趋势。

　　（：：英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