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年前在柏林，我从一位印尼妇女那里租了一间房，她是来德国工作的，却在那里发现了德国大男人。因此她再也没有回过国。她的厨房里总会有一两个德国大男人在那里晃荡，那时的生活节奏比较慢，因此我们经常坐下来聊天。

　　我记得一位德国大男人，他是我房东的固定男友之一，已经３５岁左右，他告诉我，他的生活目标是不完成学业。我天真地问道：“为什么？”他解释说，作为一名法律系的学生，生活相当惬意。他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笔可观的助学金，然后依靠开出租车补贴家用。如果大学毕业，他将成为一名法官，但法官的工作很辛苦。因此，他依偎在福利国家的温暖怀抱里。

　　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９０年是欧洲大陆福利国家的鼎盛时期，高福利不仅让穷人获得了尊严，还帮助很多人过着不受金钱控制的生活。如今，欧洲福利国家的坍塌正在毁灭最后仅存的慢节奏生活。未来，几乎所有欧洲人都不得不将生活视为一项职业。

　　如果必须指出福利国家的巅峰时期，那可能是１９７６年前后的荷兰，我正是在那一年搬到这个国家的。那时，没有多少荷兰人会非常努力地工作，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直接流入了收税员手中。当时多数欧洲国家都是如此。

　　我有一个荷兰朋友，他曾短暂地学习过社工专业，但他发现“竞争激烈”。他后来退了学，从未正式工作过，拿着政府的钱弹吉他、在电视上看板球比赛，向熟人追究宿怨。

　　１９８０年左右，当衰退来袭时，各国政府削减了福利待遇，还减少了税收。突然之间，一个新的物种出现了——雅皮士。以前，几乎没有人见过社会地位处于上升趋势的年轻专业人士，但现在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实际上，“雅皮士”这个词很快便消失了。人们认为，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都在上升或者希望如此。

　　有一部分慢节奏生活的确保留了下来。我认识几个编辑文学杂志的瑞典人，读那些杂志的人不多，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政府资助他们。在巴黎，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我孩子的朋友们常常会去与祖父母们住上几周。这些老人大多五六十岁，精神矍铄，很久之前就退休了，依靠政府生活。上个月，负债累累的法国提高了退休年龄，生活节奏又将进一步提速。

　　我们很容易嘲笑旧式的福利国家。但后来对幸福的研究证明了其合理性：在富裕社会，人们不会因为变得更为富有而感到更幸福，与朋友和亲戚们在一起的时间才能带来幸福。

　　另外，我们能负担得起高福利，我们有能力给一大群无所事事的人付钱。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在《幸福》一书中写到的那样，全球化令“所有人的生活变得更为艰难”的想法“完全是胡扯”。

　　即便这些国家中有些人遭遇损失，但整体来看，全球贸易让所有国家变得更为富有。莱亚德写道：“任何西方国家都不会因为负担不起而被迫放弃以前的生活方式。”他表示，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的国家可以选择减少工作时间，提供更多就业保障。我们的收入会减少，但鉴于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已很高，那“并非巨大的苦难”。生活被重新定义为一场赛跑，从一出生就开始了。

　　我在这里援引美国一家网站Ｙｏｕｒｂａｂｙｃａｎｒｅａｄ．ｃｏｍ上的一段话：“当前这种从上学开始教授阅读的做法太晚了……研究证明，儿童越早学会阅读，他们在学校以及以后生活中的表现就越好。”甚至连婴儿也将不再有时间享受慵懒的阳光午后了。

　　（：：英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