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去邮局取稿费，正赶上邮局领导挨个登记营业员学历。不到本科，可以报名公费进修，结果柜台里一大半营业员已经本科了，只有两个大专。我在一旁深有感触。“知识分子”这个词恐怕以后很少被提及了，因为它变得越来越难定义。

　　其实“知识分子”在中国向来比较模糊，一度得靠行政命令来划分。上世纪８０年代知识分子最吃香，当时某省报纸就进行过一场有趣的讨论，“作家算不算知识分子？”最后似乎要等上级出台有关文件才能定夺。

　　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古代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文人，然而民国以后，数理化地位飙升，文人居然沦落到需要经“论证”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地步。不过在民间，由于历史积淀深，说起知识分子，人们脑海里通常会浮现出身边某个小文人的形象。比如我，印象中最具知识分子形状的，便是初中时的语文老师杨先生。

　　杨老师穿衣很有特点，那就是连最上面那颗扣子都要扣得紧紧的。这点对我们影响很深，至今我都经常被别人提醒：“上面那颗扣子还是解开吧，看着挺憋气的。”

　　杨老师不仅穿衣严谨，表情也总是很严谨。他的口头禅是“是吗”，配合不同的表情，可以适用于任何语境。配以微笑，说明他正在倾听你说的话；配以讶异的神态，表示ｓｕｒｐｒｉｓｅ；“是吗？”配以稍稍拉长的尾音，代表怀疑……

　　杨老师的座右铭很长，是孟子的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他１６岁时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发配内蒙古边境放羊。若干年后落实政策回城，进肉联当了屠宰工。之后发愤读书，考上大学，年近３０终于成为重点中学老师，获得了“知识分子”的地位。他之所以能历经风雨，熬成知识分子，都是圣人情结在支撑着。潜意识里，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做过“圣人白日梦”。

　　作为知识分子，常常是孤独而痛苦的。杨老师平日不喜欢与校领导交往，因为骨子里蔑视权贵。同时他又看不起工人农民小市民，觉得他们没素质，身上充满了毛病。

　　“知识分子抽烟是这样的，而工人则是这样的……”一次作文课，杨老师说起观察生活的事例，边说边比划着。根据比划，我知道他说的工人原型就是我父亲，我是班上惟一的工人子弟。而他绘声绘色的描述，显然是在说明知识分子儒雅，工人粗鲁。

　　由于班上同学大多出自高知家庭，我知道这种对于底层百姓骨子里的鄙视，在知识分子中并不鲜见。他们何以有这样的优越感呢？或许因为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前，知识一直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底层百姓没有机会获得足够的知识信息。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与白丁之间泾渭分明。而如今，高等教育普及化，互联网通达乡村小镇，知识信息已经和酱油、醋一样，成了大多数人的日用品。现在教授不一定比草根研究者学问大，专家不一定比小民见识高，谁是知识分子？很难界定了。

　　不仅内涵，外观上知识分子也渐渐混同于一般群众。高校老师和生意人一样，可以在酒桌上一口一杯；“偷菜”的人群中，有蓝领工人也有外企白领。

　　文革靠强制力改造“臭老九”，并没有拉近他们与工农之间的心理距离。如今，当知识不再仅仅属于某些“分子”，知识分子也就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大众之中。

　　星期天我去本地最热闹的步行街走了一圈，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扣紧最上面那颗纽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