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６０年代，美国学者运用计算机技术和数学统计法，提出了“民主和平论”。该理论近年来广受推崇，乃至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本书作者却对“民主带来和平”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民主制度的透明性和多元化特征，在某些场合反而不利于国家间建立互信，甚至会成为诱使冲突加剧的催化剂。

　　有了民主就有了和平？

　　１９６４年，美国犯罪学家迪恩·巴布斯特突发奇想，把１８世纪以来每一次战争的资料输入电脑，用专门软件加以处理。最后，他得出了结论：“从１７８９年到１９４１年，有着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的独立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换言之，有了民主，就有了和平。

　　巴布斯特希望科学能改变政治哲学的研究，但他的成果发表在哪个学术刊物上呢？一本不入流的小杂志——《威斯康星社会学家》。大约１０年之后，巴布斯特把他的文章改写了一下，又在《工业研究》上发表了一遍。这个刊物的级别稍有提高，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好比从一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搬到了一个带窗户的地下室一样。

　　巴布斯特的理论一度被边缘化，但并没有从此销声匿迹。这个理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没有遵循传统的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它开的是快车，试图将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方法融入历史分析领域。于是，尽管一开始非常缓慢，巴布斯特的理论还是走出了书斋，走进了国际政治殿堂，并被重新命名为民主和平论。

　　２０多年之后，苏联解体了，民主和平论突然名声大振，美国的政府高官、大学教授，都开始推崇这一理论。到２００２年，民主和平论已经被说成是历史的推动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国家的外交政策，似乎就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小布什总统曾对西点军校学员们说，只有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实现了民主之后，美国才能变得安全。就这样，巴布斯特的理论从灰姑娘一下子变成光彩照人的公主，听起来活像迪斯尼卡通片里的情节。

　　透明度有正反两重效应

　　然而，民主和平论看起来非常吸引人，但一旦走进现实，却不免屡屡碰壁。１９９９年，塞尔维亚虽然有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美国的轰炸机仍然对贝尔格莱德市实施了空袭。由此看来，投票箱不仅能产生盟友，也一样能制造恐怖。

　　民主和平论的内在逻辑是：如果你的国家既开放又民主，那么我的既开放又民主的国家就能知道你想要干什么。你也能知道我的所思所想。我们自然就相安无事了。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伯纳德·法勒尔和克里斯汀·洛德称之为“积极的透明度”，即越透明就越稳定。

　　问题在于，透明度还有另外一重效应：如果你邻居的屋子是透明的，而你看到他正在储藏室里擦枪，你会更紧张还是会更安心？或者，你看到他什么也没有做，而是正死死盯着你，审视你的一举一动，你又会作何感想？法勒尔和洛德研究了历史上的许多次冲突，他们发现，所谓“消极的透明度”同样会起作用。在这种场合，政治的公开性使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使得各国的领袖们更加困惑，危机更加恶化，而不是更容易处理。

　　民主化可能造就更多敌人

　　仔细想想，所谓“消极的透明度”并不难理解。这不是说民主制度不好，而是说，在某些情况下，民主制反而是我们所能够想象到的、最难预知的政体。正如我们在俄罗斯、东亚和伊拉克所看到的，一个社会转变为民主政体的过程中，如果经济没有同步发展，如果没有与民主进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这种民主化很可能事与愿违。举最极端的例子，某些阿拉伯国家如果民主化，可能会更好斗，因为那里的政治文化强调的就是通过暴力获取繁荣。

　　即使一个国家能够妥善解决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内部问题，面对民主化带来的起伏波动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任何一个谨慎的对手都会选择对自身不利的解读。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过去４０多年里，美国出于对自身利益受损的担忧，拼命地干涉伊朗、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英属圭亚那、巴西、智利和尼加拉瓜的民主化进程。这不仅仅是历史的教训，最近加沙、俄罗斯和伊朗的选举也都说明，民主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可依赖的盟友。

　　法勒尔和洛德还发现，民主的很多“好”的特征，同样会导致冲突加剧，而非缓解冲突。媒体自由？这是开放体系的重要特征，但在很多时候，媒体充当的角色是好战的沙文主义者。政治运作的公开性？这也是民主之所以令人向往的重要方面，但是，这一特征也会使得那些可以控制或缩短冲突的秘密会谈无法进行。

　　（：：节选自《不可思议的年代》，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９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