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叶雷近日在香港《凤凰周刊》举办的中国时局论坛上，从个人经历出发，谈了一些对在中国做慈善的印象。他说：“在中国，看上去容易做的事情，做起来却很难，看上去难的事情，做起来却很容易。”

　　叶雷是此前在中国吵得沸沸扬扬的盖茨与巴菲特“裸捐”慈善晚宴的操作者，作为一位在美国生活了３０年、在中国工作了１２年的华人，他笑称自己在中国问题方面并不是专家。

　　叶雷长期关注中国公共卫生问题，多年来推广了不少公益项目。他谈到，中国存在不少难以想象的事。

　　在美国，有政府和企业之分，而中国在两者之间还多了一个“事业单位”：政府只是投入部分运行资金，该单位还需自己营利。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系统便属于“事业单位”。叶雷刚到中国推行乙肝疫苗计划免疫项目时，遇到的阻力就与这个带有中国特色的事业单位属性有关。“本来推行疫苗是件好事，我以为很容易实现，但因为触及防疫系统的盈利问题，一直没有推行下去。直到中国财政部出面，才得以解决。”

　　“中国政府有很强的（执政）能力，与美国相比，操作方式更企业化，更好。”叶雷在过去１２年里，经常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他认为：“中国政府设定一个目标，在追求的过程中不用顾虑其他因素。”但是，保证此模式高效率的关键挑战是如何制定合理的目标。

　　叶雷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１９９９年，全球孕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卫生部只是将“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作为一项“指标”，要求各地政府推进工作，而没有发现问题的实质。住院生产的死亡率是在家生产死亡率的１／１０，而中国西北、西南地区５０％以上的农村孕妇不愿意住院生产，原因在于住院费不透明。叶雷建议，让地方政府公布明确的住院收费，鼓励民众住院生产。果然，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７年，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降低了５０％，成为全球唯一降低的地方。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叶雷看到了中国的另一个缺点，“中国这么多人才、天才，创造性却很差”。

　　３年前，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合作，向４０个县投入４０００万美元探索医疗改革的地方可行性。叶雷负责评估其中１２个县的改革报告。“这１２份建议书完全一样，且不敢碰触中国医改的实质性难题——以药养医，看病贵、看病难，”他很失望，“中国没有聪明人吗？肯定有。是思考模式出现了问题”。

　　“如果能够改进这种缺陷，中国不但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还可以帮助其他国家。（盖茨）基金会目前就是在中国采购好的技术和技能，转移到非洲国家。”他说道。

　　（：：美国《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