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前，烟民们基本上都处于“饥不择食”的状态，有盒烟抽就可以了，管它什么牌子。到了上世纪７０年代末，烟民们迎来了“文艺复兴”时代，一时间抽什么烟的人都有。

　　在上海的里弄里，那时最常见的烟是“飞马”，一般都是自己抽，不能当礼品送人。“大前门”算是中等，“牡丹”就很过得去了。那时我正在上小学，拍烟壳子是当时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因此，虽然不是烟民，我对香烟的档次却很了解。“飞马”的烟壳子在游戏中分值最低，没有人刻意去寻找。有人抽“牡丹”、“红双喜”时，就会有孩子站在他身边，等着他抽完，把烟盒送给自己。

　　我们家对面的刘家是楼里的“大户人家”，因为刘老伯的大儿子是飞行员，工资很高，且见过世面。每每刘飞行员回来省亲，他家便坐满了串门的邻居。作为孩子，我们也很喜欢刘飞行员，虽然他经常牛哄哄的，不过可以给我们“中华”的烟盒，那可是分值最高的。

　　后来弄堂里又出现了两三个偶尔抽“中华”的人物，刘飞行员便不时抽起了洋烟，那些牌子大家从来没见过，不过烟盒很好看。刘飞行员在里弄烟民中的Ｎｏ．１地位，由此岿然不动。

　　上海人是精明的，又喜欢“别苗头”（晒与赛），刘飞行员在资源上得天独厚，其他人没法和他攀比，但很快有人另辟蹊径。比如楼下的小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烟斗，每每当着众人装烟丝，然后点燃了，很享受地吸着。烟斗和烟丝是很小众的东西，一般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所以小马很是出了一阵子风头。不过时间久了，人们对这种另类的事物也都习惯了，所以要“别苗头”，还是得靠抽好烟。

　　上海人比较自我，喜欢独善其身，这点在抽烟方面也能反映出来。许多场合，烟民们各掏各的烟，自己抽。这样有利也有弊，利在于互不干涉，吸低档烟的不至于忧心自己的烟拿不出手，不便散发；弊在于显得生分，没法通过互相递烟增进友好气氛。

　　上海人吸烟，消费量多半不大，我后来到了湖北，发现这里人买起烟来就很猛了。每天消费一两包是很平常的，原因在于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彼此说上话了，就要互相撒烟。有时在场十几个人，一包烟瞬间就没有了。有些人笑话上海人虚荣，每个月收入一大半用去买行头，包装自己。对于社交较广的湖北人，其实情况也差不多，只不过他们把上海人买行头的钱，拿去买烟包装自己了。

　　吸烟者一般都有自己的口味，有的人喜欢湘烟，有的人喜欢洋烟。不过流行趋势往往影响着他们的选择，比如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开始，每几年潮流就会发生一次大的变化。曾经，烟民们嘴上都是“希尔顿”、“良友”，之后“阿诗玛”、“红塔山”又风靡一时。再接着，本地人大多抽起了本地烟……

　　这些烟风格区别很大，一些资深烟民却能一一体验，跟着潮流走，适应性之强着实体现出了某种民族性格。

　　“你们怎么抽这种烟，没档次，抽我的。”最近某次同学聚会，阿苏看到席间大家都在抽一种本地烟，忙不迭掏出自己的“中华”来“扶贫”。

　　“你１０多年没回老家，ｏｕｔ了！我们抽的这个牌子，最贵的都１５６元一盒了，还没档次？”有位经商的同学笑阿苏落伍了。

　　“这种烟也有这么贵的？真是世道变了，以前都是一块多钱一包，搬运工抽的。”阿苏很是惊讶。

　　过了几天，我在街上遇到阿苏，他掏出来的也是本地烟。看来只要价格上去，档次也就上去了。

　　“哥钓的不是鱼，是寂寞！”这是一句网络流行语。对于我们许多烟民，抽的也不是烟，是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