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是一位来自圭亚那的黑人教授，他热情、爽朗，业务精良。在我读博第三年的夏天，我们实验室发生了一件大事。事情发生时，导师一家正在云游四海，我们几个博士生留在实验室里，大干快上。

　　导师和我们这些博士生虽然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我们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我们多出文章可以早日毕业；导师若是点石成金指导有方，我们取得的成绩对他终身教授的职称评定，绝对大有用场。

　　想通了这个理儿，为了自己，也为了导师，即便导师不在实验室监工，我们几个博士生的玩命劲儿也和平时一模一样。用国内的话来说就是，领导在和不在一个样。

　　那年７月的一天，学校负责检查同位素污染的南希女士（化名），“突袭”了我们的实验室。一阵折腾过后，她说在我们的实验操作台等处，发现了大量同位素污染。

　　在实验室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低剂量的同位素污染并不是什么罕见事件。人不是机器，在允许范围内的污染在所难免。洗洗擦擦，再接受检查，一切就会ＯＫ。我们系里其他的实验室，就是这样应付过关的。这大量污染的说法，有些危言耸听。平时我们对同位素一直小心谨慎，使用量很有限。即使不为别人，咱还要为自己着想呢。同位素伤身体的理儿，谁不明白呢？我们实验室又不是核电站，大量的污染从何而来？

　　南希女士根本不给我们解释和申辩的机会，她趁着我们的导师外出之际，蛮横地把我们的实验室来了个关门大吉。我们几个博士生站在那里干着急，却使不上劲儿。

　　南希这种不通人情的做法，实际上是震慑我导师的第一招。我们早就听说过，一位大牌美国教授和我导师不合，而这位美国教授和南希女士关系不凡。

　　南希大权在握，我们只能在愤怒中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积极参加“劳动改造”，不断地擦，一遍遍地洗，直到实验室的同位素水平几乎为零。

　　没想到，两个月后，我的导师又被重重地给了一拳：终身教授评定以失败告终。那天下午消息传来时，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博士生，联想到不久前的同位素事件，吓出了一身冷汗：是不是有某种蓄谋已久的东西，正把我的导师一步步拉进泥潭？

　　在我跟着导师学习的那几年，导师热情诚恳，教学严谨，发表文章的数量惊人。导师在兢兢业业的科研和教学中，一直像个低头拉车的老黄牛。在众多旁观者眼中，评定终身教授时，我的导师一定会榜上有名。此次导师落榜，绝对出乎意料。

　　作为外籍教授，我那受到重创的导师，并没有抱怨美国学术圈的残酷无情，而是勇敢地站出来，和学校摆事实讲道理。几个月后，导师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胜利属于坚持不懈的人。不知你是否相信，我导师最后取胜时举起的那张牌，就是“歧视黑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