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元票房俱乐部”这个被电影界推崇备至的标签，自200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在中国内地斩获两亿票房之后，就与成功画上了等号。诸多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在跻身这个俱乐部的同时，不仅得到了鲜花、掌声、金钱，还被赋予了“振兴中国电影”、“抵御好莱坞入侵”的重担。

    然而，有一位我们在谈论中国电影时必定会提到的导演，一直徘徊在这个俱乐部之外——贾樟柯，正以他自己的方式存在着。真正聆听了贾樟柯之后，你会发现，贾樟柯口中的自己，与传言、媒体报道中的那个贾樟柯，似乎并不是同一个人。

    “亿元票房俱乐部”这个如今被电影界推崇备至的标签，自200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在中国内地斩获两亿票房之后，就与成功画上了等号。诸多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陆川、宁浩等，在跻身这个俱乐部的同时，不仅得到了鲜花、掌声、金钱，还被赋予了“振兴中国电影”、“抵御好莱坞入侵”的重担。

    然而，有一位我们在谈论中国电影时必定会提到的导演，一直徘徊在这个俱乐部之外——贾樟柯，正以他自己的方式存在着。

    贾樟柯徘徊在这个俱乐部门外的原因不言而喻，其电影在中国内地票房不高。但是，自1998年开始的12年间，一直票房不高的贾樟柯却能不断得到投资，拍摄了9部长片，获得了包括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内的多个国际奖项。正是这些成绩，支撑着贾樟柯的艺术影响力与艺术尊严。

    “小众电影”导演反商业？

    因为《三峡好人》认识贾樟柯的不少国内观众认为，贾樟柯代表的是“小众电影”；出现在媒体上的贾樟柯，往往与“文艺”、“关注中国社会问题”连在一起；他公开批评张艺谋、张伟平的一系列言论，更为他“赢得”了反商业的名声。

    然而，真正聆听了贾樟柯之后，你会发现，贾樟柯口中的自己，与传言、媒体报道中的那个贾樟柯，似乎并不是同一个人。

    贾樟柯并不是一个反商业的人。

    “反商业只是别人给我贴的标签。对我来说，艺术是第二位的，生存是第一位的。”对于自己身上被赋予的“反商业”调子，贾樟柯的回击干脆而决绝。

    1998年，未经国内审查就送往柏林电影节参展、获奖的《小武》，让贾樟柯在国际上一片成名，换回的却是在国内被禁。所幸，贾樟柯没有停止。

    2004年，当电影《世界》终于在国内上映时，贾樟柯哭了。然而，有了名分并不代表成功，《世界》的国内电影票房并不理想，媒体甚至用“惨淡”来形容当时的票房状况。

    “因为有了私人公司，我才能得到投资；有了自由贸易，我的电影才能卖到全世界。所以，我认可商业精神。艺术的表达，正是建立在商业的自由上。”

    电影和其他艺术不一样，需要雄厚的资本力量支撑。时至今日，符合工业要求的电影，最低成本需要几百万元。实际上，在中国，拍了一部片子就消失的导演是大多数，以一两年拍一部长片的节奏生存下来的导演，则是少数。与国内某些公开炮轰“商业化”的导演不同，贾樟柯从大学时代就很清楚商业化的真正意义：“接受过系统电影教育的人都很清楚，电影是艺术，同时也是工业。反商业的导演绝对是神经病。”

    贾樟柯认为，自己在商业上走出了不同于“亿元票房俱乐部”的一条路。“我的电影在国内上映之前已经有了5年的国际市场经验。我从来不觉得我的电影是小众的，我拥有的观众不比华人世界里任何一个导演少，至少可以排进前5位。《三峡好人》在70个国家上映，那些观众不是人吗？”

    “我做电影院就是拿来玩的”

    导演的身份之外，贾樟柯的另一个头衔是西河星汇公司CEO。

    尽管贾樟柯不愿意“面对”自己CEO的身份，但他的作息俨然已经是一位企业管理者的作息。“我每天9点半到公司，看所有邮件，梳理业务，听取各方面员工汇报；下午两点以后我就是导演，一直到晚上，看书，写剧本。”

    2000年，贾樟柯在香港成立了星汇公司。2006年，内地的西河星汇诞生。至此，贾樟柯的电影业务分别有了内地与海外的对接点。

    在电影艺术上的强势并没有掩盖贾樟柯头脑中的商业智慧。“只爱艺术不爱赚钱”的贾樟柯，说起公司运作、商业模式来，头头是道。

    2009年，西河星汇有6000万元的收入，主要来自3个业务板块：投资出品电影、广告制作、与电影相关的商业活动。

    谈及公司以后的发展方向，贾樟柯的商业思路更加清晰。其形式与国内一众娱乐传媒公司如出一辙：向下游延伸，自建电影院。为此，西河星汇在深圳、上海都拿了地。然而，贾樟柯自建电影院的动机却与别人不同：“我的电影院可以不考虑盈亏，会尽量考虑放一些有价值的电影。现在这些有价值的电影的生存空间太小了，需要有人去培育。我做电影院就是拿来玩的，玩着玩着，这个市场就能玩起来。”

    两重身份博弈

    1998年，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奖的《小武》在海外销售情况不错。1999年6月，28岁的贾樟柯得到了生命中的第一笔“巨款”——500万元的分红。

    和很多暴富的人不同，贾樟柯的第一选择不是买房买车，而是将这笔钱全都投入他的下一部电影——《站台》。随后，贾樟柯和日本知名导演北野武的公司签订了合同，《站台》的拍摄由对方出资。“钱没有那么快到位，我就先用自己的钱拍。等投资方的资金到位了，再还给我。直到现在，我所有的电影都是这样运作的。和大多数导演不一样，我不必等着钱来才开工。”

    对于导演和商人这两重身份，贾樟柯的内心显然有过博弈：“我不是一个商人，如果我是个商人，我不会做电影——赚钱太少。我是山西人，如果我想经商，首先会选‘黑白两道’——煤矿或白酒。我真正的兴趣和理想是做导演，做一个有国际水准的导演。”

    “人是最重要的，要尊重个人的价值，这就是我的价值观。其实，我的电影对国家、社会及民族未来并没有过多的关心。我要表现的，是变化着的社会中的个人命运。第五代导演则是想探讨中华民族落后之根在哪里，这样的主体里，个人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和他们的最大区别。”

    贾樟柯坚持认为自己的电影背后是普世的价值观。只不过，贾樟柯的电影是有门槛的。他的受众需要有一定的阅读量，有稳定的文化生活。在贾樟柯看来，这个标准并不高。

    “过去，我们一直说要维护大众娱乐的权利，但是现在反过来了，精英的文化反而没有生存空间了。”

    贾樟柯把自己对电影的态度升华到了对文化关怀的高度。“提供给人类发展动力的优质作品和思想，一般都属于少数人。文化的工作不是建立在被所有人分享的基础上，文化很多时候是孤独的。”

    （：：《英才》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