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本书作者陪同澳大利亚工党代表团再度造访中国。作为少数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文化大革命”的西方人，中国在政治上的狂热和经济上的停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和其他在华外籍人士的交流中，作者也能隐约感到他们对时局的迷惘。

    “帝国主义的大钟该拆掉”

　　1964年我曾来过中国，在这之后发生了太多事情。奇怪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视觉上看到的变化却很少。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和其他城市的布局并无太大变动。“文革”是一场政治风暴，但几乎没有制定增强国力或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

　　尽管如此，惠特拉姆带领的澳大利亚工党代表团还是很喜欢上海。我们抵达的那天晚上，空气闷热，不时有雷声滚过。比起规规矩矩的北京城，上海的街道交错纵横，让人好不兴奋。人行道上的人们衣着轻便，坐在竹席或藤椅上歇凉，脸上流露出对外国来访者的欢迎。

　　惠特拉姆十分喜欢和平饭店。这里金碧辉煌，房间内粉红色的灯立在床头左右，木制的嵌板、绿色的天鹅绒窗帘一应俱全。惟一的烦恼是前海关总署的大钟。惠特拉姆睡觉时易醒，而那个大钟每到正点就开始高歌“东方红”，整夜不停。在同市革委会领导闲聊时，他半开玩笑地问：“海关总署的大钟是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产物，难道不应该拆掉么？”

　　在上海时，我在日记中写道：“西方人提到外滩，总是兴奋得眉飞色舞。然而，如今的外滩不再是西方人的堡垒，已成为中国人的居家之处。他们每天在晨曦中醒来，在上班高峰时赶公车，晚上欣赏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他们并不关心昔日时髦的塔楼和悦耳的钟声。对于鱼贯而行的人们，外滩是他们的一切；对于外国游客，外滩是西方世界曾经的缩影。”

　　学生武斗让路易·艾黎难过

　　代表团抵达北京，我抽空去拜访新西兰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他已在中国住了45年。他的房间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大院里，仿佛社会主义汪洋中的一座殖民主义孤岛。

　　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艾黎显得很谨慎。他说：“我不想武断地说更多，还有许多人会发表高论。”他喜欢谈论受政治运动破坏较小的农村地区，告诉我：“中国农民有办法经受洪水、饥荒和战争的洗礼，‘文化大革命’只是又一次考验罢了。”

　　我提起前一天参观了北大，艾黎回答：“自从学生们拿起武器自相残杀，我已经好一阵没到北大了。”说到正要翻译的一些诗歌，他叹了口气，“这些诗根本没法翻译，尽是一连串口号。”

　　之前，瑞典驻华大使告诉我，斯堪的纳维亚的“毛派”要访问中国。艾黎听到这条消息，称这对“极左派”是件好事，“中国人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吸引了西方怎样的支持者，那些年轻的瑞典毛派也可以看看中国人工作得多努力。”

　　西哈努克亲王想周游列国

　　某天下午，我正在西安北部享受温泉（1936年，蒋介石就是在那儿被擒获的），突然来电话要我立即离开陕西。与我同行的周南（后来任中国副外长）很是兴奋，仿佛接到了圣旨：“首都来电话了!我们明天必须回去!”我想起陕西的一句古话，“隔山隔水不隔音”。但这回，我的听众是个柬埔寨人——西哈努克亲王准备接见我。

　　西哈努克身材矮小，一双大眼睛。1970年3月政变后，朗诺将他驱逐出境。于是，西哈努克在中方邀请下住进了别致优美的法国驻华使馆旧址，随行的还有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10位部长。西哈努克明白，柬埔寨的紧张局势迟早会在金边造就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他耸耸肩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去法国。越南人实在太难对付了。”

　　我问亲王，如何评价中国在1971年夏的国际战略。西哈努克叹了口气，在椅子上往前挪了挪，摆弄起面前的水仙花来。他回答：“苏联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日本是亚洲最大的问题。”我又问，他作为皇族，信仰佛教，为何会受到毛泽东的欢迎？西哈努克说：“主席告诉人们，他喜欢亲王，只要他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革命。”

　　虽然如此，我还是怀疑西哈努克深爱的土地能否获得真正的独立。对于我的疑惑，他反复解释：“我不认为把柬埔寨作为卫星国符合中国的利益。首先，柬埔寨是个贫困的国家，将来会成为负担。其次，如果中国把柬埔寨作为附属国，非洲和亚洲不会再信任北京了。”

　　令西哈努克失望的是，他想周游列国，寻求援助以实现柬埔寨的真正独立，但周恩来坚持反对这一做法。西哈努克坐在椅子边上，很不高兴地说：“我告诉周总理，你应当帮助我走出中国，到越南北部，到朝鲜去。一些人说我被囚禁了。让别人这样认为是不好的。”

　　“而周恩来的解释是，‘美国中情局’会绑架你的。他说会给我准备一架飞机，但看来也不那么热心。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节选自《我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