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１３岁开始在经济上独立，不再伸手向父母要钱。他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也从来没有一点委屈感，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并为自己感到自豪。

　　加藤嘉一，一个来自日本伊豆，在中国人气飙升的年轻人，在传记中回忆了其鲜为人知的“童工”生涯。

　　二战前后的日本，老百姓的日子真叫穷，许多家庭里，孩子也是营养不足，吃不饱饭。直到我父母出生的五六十年代，日本才开始逐步走出战败的阴影，开始回归国际社会。后来我学了国际关系、政治经济，才了解到日本战后的腾飞是个奇迹，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认可。但我从父母那里听到的细节和故事却是截然相反、令人深思的。他们从小到大都过得很不容易，许多人没能上高中和大学。我父母都是上世纪７０年代末高中毕业的，后来也没有上大学。他们都很想上，但经济条件不允许，只能直接找工作，然后结婚成家，生孩子。这可能跟我家在农村有关系，就像今天中国的农村一样，许多孩子不管愿不愿意，都无法上大学。我家一直过得简朴而艰难，从来没有过过那种奢侈的生活，至今为止，我仍不敢跟那些有钱的朋友出去玩儿，不敢大手大脚地消费，因为这不符合我的人生规则，考虑到长辈们艰难、勉强度过的那些日子，我就更加不敢。

    学生应多点打工经验

　　初中到高中的６年，是我迄今为止最辛苦的一段时光。在那６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要打工，中国朋友很熟悉一个词——“童工”，而我，就是“童工”出身。

　　当然，１３岁打工，在日本也是违法的。１３岁的少年，应该好好学习，先做好知识积累，以便为将来的发展打好基础，这一思维逻辑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在日本，一般来说只有到了高中一年级（１６岁），才能开始打工，所从事的也只能是初级的体力劳动，比如在麦当劳、面包店、加油站等处打工。日本的高中生打工是相当普遍的，到了大学阶段，不打工的人连１％都不到，在中国，这情况似乎难以想象，这大概是由国情、观念、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所决定的。不过，作为多年打工的经历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打工的好处比不打工的好处大得多。在这里，我要诚恳地建议中国抱有大志的大学生应多多打工。如果你要在这个社会获得话语权和支配权，一定要对社会有深入的了解，一定要接触底层民众的生活，否则只不过是小聪明、小皇帝、小精英，是很难成什么大气候的。

　　１３岁时，我通过父亲朋友的介绍得到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日本人爱看报纸，最大的《读卖新闻》有１０００万份的发行量，位居第二的《朝日新闻》有８００万的发行量。不仅是企业订，普通家庭基本都订。每天早上，有专门的送报员按时将报纸送上门。我就是每天早上专门送报过来的那个送报员。送报要起早，我每天凌晨３点钟起床，３点半开始送报纸，送到６点钟，回家，吃早餐，上学，这是我从初一到高三大致的生活节奏。晚上一般要到１０点～１１点才睡觉，我每天从来没有睡过６个小时以上，平均是４个半小时，我不觉得很少，我睡眠质量超好，头落到枕头上，不到一分钟就能入睡。父亲常说，“睡那么多干吗？睡多了，人会变得懒惰的。”一般认为，睡眠对健康有影响，我的体会是：健康不会受影响的，关键不在于睡多少，而在于睡觉有没有规律和睡眠的质量高不高。

    １３岁开始经济独立

　　如果说我有一点点毅力和耐力，肯定是从近２２００天的送报经历中萌芽出来的。另一方面，我还可以赚到钱，基本上是５万日元的月薪（约合３５００元人民币），这笔钱满足了我的学费、交通费、生活费、餐饮费、体育用品费等需求。反正，我是从１３岁开始在经济上独立了，不需要伸手向父母要钱了。我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也从来没有一点委屈感，而是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并为自己感到自豪。

　　１３～１８岁期间，我做过３份工作。除了上面所说的送报纸，还有就是从高中二年级开始的翻译工作。爸爸帮我联系了几家有外贸业务的企业，帮他们翻译文件，日译英，英译日。那时候，我的英文已经很不错，早就过了类似大学四级、六级考试的水平。

　　总结起来，我提高英语的有效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每天中午到图书馆看英文报纸，随时找学校的外教主动说英语，在１５～１８岁骑车上学期间（我们家后来搬到了离学校更近的地方，大约相距１５公里），我每天在路上坚持用英语自言自语。

　　翻译工作效益很可观，翻译一个小文件就可以拿一万日元左右。一个月平均翻１０个文件，就可以拿到１０万日元（相当于６６００元人民币）。这样除了可以负担自己的费用之外，还满足了妹妹上学及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钱，用在一家人的餐饮上面。我很满意，自己通过努力能帮到家人，每天早上和晚上全家人团聚在一起，看着大家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我真是感觉太幸福了，我发自内心地珍惜这种和谐安康的生活。

　　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是我奋斗的力量，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大家在一起。

　　（：：摘自《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　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６月版　定价：２５．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