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大的独立天然油气公司梅萨石油的拥有者布恩·皮肯斯，第一个赚钱的手段是送报；美国嘉信理财的创建者查尔斯·施瓦布曾是一名小商贩，卖过核桃和鸡蛋……

　　看到以上企业家的职场第一步，你也许会张大嘴巴：原来，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是如此平凡，如此不起眼。

　　伟大是由一个又一个平凡累积而成的。人在职场中最初领悟的道理，往往可以受用终生。在踏上财富路之前，人生的任何积淀都是一种准备。

　　第一份工作：化工厂技术员

　　５分钟找到工作

　　：：口述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保国

　　：：文　苏宁宁

　　我上大学那会儿，因为成绩优秀，被河南师范大学推荐去定向培养，如果有前途，将来可能就是公务员。学校虽然推荐了我，但我不想去，理由是“我不是当干部的料”，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那时我只对企业有兴趣。

　　可能是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工人，我从小住在工厂家属院，耳濡目染。那时，我就对工业有兴趣，对其他的都提不起劲儿。

　　毕业后，我找到河南新乡市第五化工厂，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大学毕业生，不想服从分配，想到工厂来。厂长当即同意，找这份工作只用了５分钟。就这样，我成了第五化工厂技术科的技术员。

　　第五化工厂是一个集体企业，按照当时的分配程序，根本不可能有接收大学毕业生的指标，所以我这个大学生成了第五化工厂的“宝贝疙瘩”。

　　别看我是学师范的，到了化工厂，我确实帮他们解决了一些生产上的问题。有些问题对我来说是很简单的，但对文化水平低的工人来说相对较难，“解决难题”成了我的优势。

　　那段经历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有能力，再加上刻苦努力，总会得到回报。在化工厂的时候如此，后来我重组健康元以及收购丽珠医药，都是如此。

　　当然，这份工作并非一点儿困难没有。在化工厂干了半年后，因为表现突出，厂里决定给我提干，做厂长助理。工作一年半后，我被调到一个研究所做所长，这才离开了第五化工厂。那年，我２４岁。

　　第一份工作：花圃技术员

　　小别扭成全了我

　　：：口述　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巧女

　　：：文　王瀛

　　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在西湖边度过的４个多月。

　　１９８８年我从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园林局下属的花圃技术科做科研工作。初到花圃技术科，我被分到了兰花组。

　　因为刚出校门，空有理论的我不能解决什么技术问题。那时我们养的兰花作为“原材料”出口日本，日本人买回去后，通过杂交培育新品种。别人都在关心怎么种植，我总喜欢问些不相关的问题，比如今年兰花出口卖了多少钱？从农民那里买来的成本是多少？一年的利润是多少？

　　我总问创收，那些老师傅很烦我，甚至向科主任反映：“我们不需要何巧女，把她调到别的组去吧。”就这样，多嘴的我被调到了温室组。

　　没想到，这个小别扭反而成全了我。岗位调动后，因为工作清闲，没有什么压力，我整天围着西湖转，西湖周围的茶馆我全光顾过。那段时间对西湖的观察与欣赏，让我形成了对园林风格的感觉，现在东方园林有很多项目，风格中都有西湖自然景观的影子。

　　我虽没能成为科研工作者，却因此下定决心，用一生去创造更多西湖式的美丽景观。

　　第一份工作：教师

　　人生很难做规划

　　：：口述 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玮

　　：：文　何春梅

　　我的第一份工作比较有意义——当老师，教书育人。

　　我是１９８５年留在兰州商学院的。当时学校缺老师，我和其他３位同学被学校选定留校。

　　成为老师那年我２１岁。我对老师这个职业并不排斥，只是觉得年轻人应该到外面闯一闯。

　　以前我从来没有讲过课。为了教好第一节商业会计课，我练习了近两个月，背得滚瓜烂熟。

　　上课那天，我忐忑不安地进了教室，一看底下那么多人，全是只比我低两届的学生。整节课我都不敢直视他们，只是盯着天花板。两个小时的课，我讲了６个小时的内容，直到把准备的内容“背”完。

　　后来，经过慢慢适应，我逐渐明白了如何当老师，如何面对学生、表达自己。

　　１９８９年，我去厦门大学深造，１９９４年回到兰州商学院，又教了５年书。

　　学了那么多年“屠龙术”，我觉得一定要“下海”练一练，于是到了深圳。

　　我做投资时，这个行业还没有太多人。如果像现在这么火，也许我在这一行根本找不到工作。

　　其实，很多工作都是做了之后才开始爱好。我的经历说明，人生很难做规划。上大学的时候我根本不想学会计，结果学了，让我一生受益；年轻时不想当老师，结果当了，让我学会了如何面对听众和表达自己，锻炼了逻辑思维能力。

　　现在做投资，其实面对的是全方位竞争，很多工作都需要和人沟通、交流，如果连自己和项目都介绍不清楚，肯定做不好。同时，我需要接触很多行业和企业，对学习能力的要求非常高。因此可以说，我的第一个工作“老师”，其实是一个平台性的工作，让我顺利转型。

　　第一份工作：抄表员

　　“不务正业”是机会

　　：：口述　华银精治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丁洋

　　：：文　何春梅

　　１９９３年，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宜昌八一钢铁集团制氧车间。制氧车间（后来升级为制氧厂）的工作就是看仪表，每隔一小时记录一次数据。我当时就想，抄表的工作是个人就能做，让我做是一种浪费。

　　于是，工作之余我开始写文章，参加各种活动和比赛。我们这些刚走出象牙塔的大学生，初入社会都是满怀希望与憧憬的，一旦接触现实，理想与现实落差很大，情绪上必定会有失落。集团领导让制氧厂厂长找我谈心，年少叛逆的我就托关系调到了集团电视台。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没有那么高的智商和情商去处理人际关系。从学生角色变成社会角色，很多东西原来没有经历过，有的东西，恰恰要经历过才会明白。

　　我的善于表现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不久就被调回制氧厂。当时制氧厂效益不好，集团也濒临破产，我开始去小舞厅唱歌挣钱，还去宜昌电台兼职做节目，每天播报上市公司的收盘价，很受欢迎。电台播报工作给我后来的证券生涯打下了基础，由于节目扩张，播报变成了访谈。再后来，我经过深造，成立了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　　　（：：《英才》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