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死亡做准备或许是人生最艰难的考验。本书作者、美籍华人陈葆琳女士既是优秀的外科医生，也是畅销书作家，她于２００７年在美国推出的这部作品，集中描绘了自己在２０年职业生涯中面对死亡的种种经历，就现代医学抹杀患者人格特质的消极倾向进行了反思，并从人文关怀视角对自身的使命有所探讨。

　　防腐剂的气味让我过敏

　　我的第一个“病人”，在我动手“伤害”她之前，已经死亡超过一年了。

　　那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一个夏末，从医学院宿舍的窗口望出去，只见广阔的密歇根湖湖面散布着帆船点点，跑步锻炼者的身影在湖畔闪动。尽管景色静谧，我却很少朝窗外看。我的心思完全被即将面临的大事占据——我和班上同学就要开始上人体解剖课了。

　　学校并没有完全忽视我们的焦虑。真正进行解剖的前一天，我们参观了实验设施。长廊上并排着１１个房间，每间配置４座大型的石制实验台，每座实验台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凹槽，上面托着一张可滑动金属床。这些凹槽是用来放置大体（对实验用遗体的敬称）的。

　　那时我们使用的大体还没送进来，但福尔马林防腐剂的气味已经钻进了房间的大理石与混凝土中，盘桓不去，并且渗到我们的手、衣服与头发里。事实上，此后一段时间我用双手进餐时，感觉总是相当奇特。记得那年秋天，在一场欢迎会上品尝鸡翅时，我发现手指所散发的古怪气味与烤鸡的味道正在口中交融。

　　着手解剖之前的那个下午，教授提醒我们：“柠檬洗洁精能消除这种气味。”当晚回去后，大伙儿便翻找出抛弃也不觉可惜的衣物：磨损的牛仔裤、借来的医院制服、印有高中校徽的Ｔ恤……并且在当地的杂货店大肆搜刮柠檬洗洁精。

　　从遗体发现逝者的秘密

　　解剖的第一天，我打开石制实验台侧边的门闩，轻轻地把载着大体的金属床滑出来。为了减轻我们可能受到的冲击，实验技师将每具躯体的脸部朝下摆放，所以我们只看得到他们的后脑勺。我们先从手臂与腿部开始解剖，而大体的脸部一直被覆盖着。

　　我负责的那具大体是位“７２岁死亡”的“女性”，除了这两项信息，再也没有其他的了——没有名字，没有住址，没有更多说明。尽管如此，我仍很难单纯地将这具遗体视为毫无个性特征的尸骸。我记得，当我拉开包裹她的白色袋子拉链，看到她细瘦的双臂时，颇感意外。她的手指修长纤细，指尖优雅细窄，指甲修成完美的椭圆形，还涂上珊瑚色指甲油。或许又该修剪了，因为就在她精心维护的甲床表皮前端，露出一小块半月形粉红色指甲。

　　她的实际生活明显与纤细的手臂不相称。她生前热爱阳光——晒成褐色的皮肤上留下的首饰印痕泄漏了秘密。她的左手无名指有婚戒留下的痕迹，手腕上有一圈手表的轮廓——也许是给年长女性戴的那种精致手表，为了安全起见，用一条细链跨接在锁扣两侧。解剖手掌的时候，我想象着这里的每一束组织曾经如何运作：在她生前，粉红色的肌肉曾经收缩，每根纤维因使力而缩短、膨大，拉扯位于手指的附着点，让她弯曲手指握住丈夫的手，或者抓握着梳子梳头。

　　同学们用黑色幽默舒缓焦虑

　　解剖课的前几周，我和部分同学一样，不断梦到和解剖有关的事。有些梦境很祥和，有些梦就没那么浪漫，甚至颇为惊悚。有次在梦境中，我独自待在实验室楼层，正步行在走廊上。这时，走廊一侧成排的储藏柜柜门突然自动弹开，里面挂着已解剖一部分且开始腐坏的尸骸，柜门还不断地开开关关。我害怕尸骸会掉在我身上，发了疯似地在走廊上狂奔，但有个持续不断的心跳回音追逐着我，声音越来越大。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感到精疲力竭。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梦中听到的心跳声，其实是自己的脉搏在耳中“砰砰砰”的回响。

　　几个星期过去，我们靠着黑色幽默解困。有一则传闻提到：有个医科学生从实验室偷了一只手带到酒吧，有人问他“你能否助我一臂之力”，他便拿出那只手来。另一则是发生在体育馆男厕的故事，主角包括几位男士、一位医科男学生，以及偷来的某个人体部位。这些故事或许已在医学院学生之间传了好几届。

　　有些同学喜欢借各种逗趣的方式来舒缓焦虑的情绪，比如在实验室里播放老电影的主题曲。还有个叫班恩的同学在开始解剖前有个仪式：他一边围着工作台绕圈子，一边弹奏“空气吉他”（做出弹吉他的样子）。有好一阵子，我若不先等班恩激昂地“弹吉他”，看着他为脑海中的某些重摇滚经典乐曲配音、整张瘦长的脸跟着扭曲，整个下午似乎就很难熬过去。然而，那学期才过一半，班恩便突然消失了——他放弃了医科。

　　（：：节选自《最后的期末考》，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７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