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的１０年里，政府职能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受抨击。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认为，市场能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自我监管。国际机构推动开放资本账户，私有化被推崇为解决发展中世界问题的答案。

　　在殖民地时期之后的国家，政府主导下的发展已成为得到普遍接受的模式。但在１９８０年后的一段时期出现了逆转。４３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开支占ＧＤＰ的比例，出现下滑，从１９８０年的１９．３％降至１９９８年的１６．３％。亚洲的下滑速度最快，从１９８０年的１９．１％降至１９９８年的１５．２％。尽管如此，亚洲国家仍成功地让数以百万计的人脱贫。

　　那么，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的恰当职能是什么呢？在发达国家，永久性扩张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令公共财政进一步承压的情况下。由于近一半ＧＤ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难怪大规模刺激计划帮助阻止了市场崩盘。但由于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超过了ＧＤＰ，如果经济再次陷入衰退，进一步财政扩张可能会令市场紧张。长期而言，意味着要对“福利国家”进行根本性评估。

　　现在预测政府的灭亡还为时尚早。在市场失灵时，政府仍是人民利益的最终保护者，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都是如此。我们需要一个协调、积极并保持怀疑的监管体系。２０国集团以及更广泛而言的联合国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在此次危机期间，亚洲的公共债务较低，占ＧＤＰ的４０％左右。由于没有成本高昂的福利制度负担，亚洲及其他地方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必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些体系以“工作福利”为主，而非欧洲风格的“福利”。

　　随着全球变暖——最大的市场失灵——即将到来，政府职能变得更为重要。从规模来看，发达国家的政府已达极限。但政府有理由增强其在银行业和金融等行业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重要的是政府的作为，而非规模有多大。更精明、更积极的政府是未来发展方向。

　　（：：英国《金融时报》８月３１日　：：译　梁艳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