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洛杉矶时报》８月２３日报道，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一项决议，向当年的意大利侨民家庭发了一封信件，为当年他们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致以“最深的歉意”。由此，美国当局二战时歧视、排挤意大利移民的往事开始为人所关注。

　　１．二战时，６０万意大利移民在美国

　　加州立法机构此举，源于该州圣何塞市７９岁市民切·康派涅拉的一个建议。前段时间，康派涅拉在参加该州立法机构主办的年度“本该有一条法律”大赛时，建议为二战时期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意大利移民及其家人道歉，此建议最终被主办方采纳。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内战结束后的美国开始走向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日渐旺盛。为了吸引欧洲移民，美国国会通过了《鼓励外来移民法》。一些企业还自发组团赴欧洲招工。它们在欧洲的报纸刊登广告，印发小册子，描绘美国的诱人前景，甚至还对那些愿意移民美国的欧洲人提供路费。

　　从那时起，移民美国的意大利人越来越多。到了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美国政府多次立法，限制来自英国、德国、瑞典等西北欧国家的“老移民”。结果，来自意大利、俄国等南欧、东欧国家的“新移民”数量却增长迅速。

　　《洛杉矶时报》称，至二战时，约有６０万意大利人移民到了美国。

　　彼时的意大利经济落后，这些移民来美国的目的很纯粹，就是生存。正如一位成功的美籍意大利商人斯蒂芬诺·米涅所说：“如果要我坦白地说，那么我离开意大利来到美国，惟一的目的就是赚钱……”

　　大量的意大利移民为美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原动力。他们中的多数定居在工业州，“居住条件很差，住房破烂不堪”，主要从事修铁路、采矿、渔业、贸易等工作。还有一部分人从事个体经营，如推着手推车沿街兜售水果蔬菜、开商店、做服装等。而西西里岛的移民则多聚在加州，靠传统的船舶驾驶技术和捕鱼技术谋生。

　　虽然身处美国，但很多意大利移民却长时间不愿学英语。据统计，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意大利成年移民中，只有９％的移民讲英语。至于意大利的风俗和习惯，这些移民更是难以割舍。

　　２．美国曾用配额限制意大利移民

　　当然，另一种文化也随着这些意大利移民进入美国，那就是“黑手党文化”。二战前，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对意大利黑手党加强了控制和镇压，美国政府为了抑制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势力，便秘密扶植意大利黑手党，并对他们网开一面。于是，黑手党迅速在美国繁盛起来，甚至“有能力让每一辆汽车、每一列火车、每一艘轮船、每一架飞机统统停摆，甚至使美国瘫痪”。

　　但普通的意大利移民远没这种呼风唤雨的本领，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二字的全部含义便是在异国土地上站稳脚跟，而这并非易事。在当时的美国，意大利移民遭受种族歧视，甚至惨遭杀害的事时有发生。

　　如１８７４年，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产煤区的工人罢工，矿主连忙招募了一批意大利移民，以顶替罢工的工人。这批意大利移民刚到美国，急于谋生，加之语言又不通，因此与罢工的工人发生冲突，结果有３名意大利移民被杀死。到了１８９１年，在弗吉尼亚州，又有多名意大利移民和当地人发生冲突，遭受毒打。而让意大利移民不满的是，上述冲突事件的施暴者都被轻判了事。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为了限制移民数量的快速增长，美国国会接连通过法律，对各国移民实行配额。结果，这些法律限制了意大利移民移居美国。试举一例，根据１９２９年建立的配额制度，仅有５８０２个意大利人可移民美国，而英国的配额数是６５７２１人，德国的配额数是２５９５７人（配额移民法没限制移民的配偶和孩子，因此许多意大利男性移民成为美国公民后，他们的家人可较容易地移居美国）。直到１９５２年，随着《移民与国籍法》（亦称《麦克卡恩·沃尔特法案》）的通过，这种带有歧视色彩的配额制度才有了改变。

　　３．监视移民中的“危险分子”

　　除了限制意大利移民的数量，美国政府还对移民中的“危险分子”加以“重点照顾”。如在二战爆发前，联邦调查局（ＦＢＩ）便列了一份名单，上有他们认为是“危险分子”的意大利移民的名字，其中，新闻记者、语言教师、意大利老兵组织里的活跃分子，都是“重中之重”。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此后，美国当局在各地设了一些集中营，先期约有２５０名意大利“危险分子”被送往设在蒙大拿州等地的集中营。当然，这种集中营的基本生活条件远非德国纳粹为犹太人设的集中营可比。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里面的人均被限制在集中营内活动，没有人身自由。

　　据许多美国历史学家研究，这些被关入集中营的意大利移民被视为墨索里尼的积极支持者，因为当时墨索里尼为了扩张势力，定期为美国的意大利人聚居区、意大利语学校提供经济援助。此外，他还为那些回意大利定居的人提供路费。但墨索里尼的独裁本性日渐显露，也没多少意大利人愿买他的账。

　　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历史专业退休教授格罗里亚·里奇·罗斯洛普表示，他的继父同样是意大利裔，叫吉奥瓦尼·法拉斯卡。当年，法拉斯卡曾任洛杉矶一家意大利文报纸的编辑，在二战时，法拉斯卡被勒令乘一列闷罐车，被运到蒙大拿州的米苏拉堡。二战后，法拉斯卡又回到了洛杉矶，但已不可能再回那家意大利文报社工作了。无奈，他只好在洛杉矶市费加罗大街开了家意大利餐馆。不幸的是，餐馆后来遭抢劫，法拉斯卡被打死。

　　罗斯洛普的母亲玛利亚·里奇是一位诗人，当年曾在法拉斯卡的报纸上开专栏。为此，她也上了“危险分子”名单。联邦调查局将她的作品译成英文，以寻找里面是否有“煽动性言论”。罗斯洛普说，他至今还记得曾有一名戴呢帽、穿双排扣外衣的特工时常监视母亲的行动，被发现后则尴尬地与母亲搭讪，谈论园艺。

　　４．强征意大利裔渔民的船只

　　即使那些很有名气的意大利移民也躲不过联邦调查局的骚扰，如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意大利裔当家明星埃奇奥·平扎，便在美国对轴心国宣战之后不久被联邦调查局没来由地关了起来，３个月后又没来由地获释。

　　而在旧金山，纽约洋基棒球队的著名明星乔·狄马乔的父亲朱塞佩也受到限制，他不能前往自己在渔人码头开设的餐馆——作为一名敌对国公民，他的活动范围不得大于方圆５英里，否则要坐牢。

　　珍珠港事件发生时，现居加州蒙特雷市的迈克·马约拉纳只有７岁，但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事情。马约拉纳表示，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意大利人、日本人及德国人便被宣布为“外国敌人”。此后，经常有穿制服的人上门来搜他家，手枪、手电筒、照相机、短波收音机……凡是被认为可用来对外发射信号的东西均被搜走了。

　　接下来，包括马约拉纳一家在内的约１万名意大利移民，被加州政府迁移到了加州中部的萨利纳斯。州政府还命令他们每天晚８点之后不准出门，否则将予以逮捕。后来，加州政府还根据战时禁令，禁止渔船出海。如此一来，身为渔民的马约拉纳的父亲便断了生计。

　　马约拉纳说，不光父亲没了船只，他的舅舅，以及其他几十名之前住在一起的意大利老乡的船，也被政府充公了。

　　没收船只时，政府会象征性地付给船主一笔“补偿费”，然后，这些船便被用来拖军事训练用的靶船，或为鱼雷快艇补充燃料。战争结束后，美国当局表示，船主可以要回自己的船，但运回船只的费用得自理。而且，这些船已被用至将近报废，即使把船要回来，修船也得花一大笔钱。

　　马约拉纳的父亲要回了自己的船，经过近４年的超强度“服役”，这艘３０多米长的船已破旧得不成样子，修理费加上从菲律宾运回美国的费用，老马约拉纳共花了４．６万美元，而他当时得到的“补偿费”才两万美元。

　　５．当年有识之士就曾鸣不平

　　历史学家发现，美国各地对待意大利移民的管制措施也不尽相同。在意大利移民众多的东海岸，就少有强迫移民离开原来的居住地，被迫集中居住。而在此种情况较为严重的加州，北加州地区又比洛杉矶市所处的南加州地区更严重些。

　　如在北加州的旧金山湾区，有约２０００名意大利移民被迫迁离原来的聚居区，这些人有许多是老人。命令下来时，他们不得不背上沉重的行囊，坐上拥挤的火车，赶往新的聚居区。加州奥兰治郡的意大利裔女子露西·盖拉罗回忆说，她寡居的老祖母便是这２０００人中的一员，当时她刚拿到美国绿卡。盖拉罗说：“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像她（指祖母）这样的老妇女还能做出什么（有损美国利益的）事？”

　　当时，有成百上千的意大利裔美军在欧洲征战，所以，当局的做法遭到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批评。１９４２年的“哥伦布纪念日”（每年１０月的第二个星期一），美国著名法官弗朗西斯·比德尔在一篇演讲中，大量引用了但丁、伽利略、达芬奇等意大利名人的言论，他还提及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排意”风潮。比德尔说：“我们发现，实际上，这６０万敌国公民并非我们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