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医疗人员８月１３日证实，一名比利时人死于据信源自印度的“超级病菌”。这种细菌抗药性极强，至少１０年内没有抗生素能有效对付这种细菌，这意味着人们感染这种细菌后将“无药可救”。据美国《纽约时报》８月１４日报道，此类病例已迅速从南亚多国蔓延到英国、荷兰、美国和澳大利亚等，扩散之势令各国卫生部门高度紧张。

　　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８月１１日刊发研究报告，将这种超级病菌命名为“新德里金属蛋白酶－１”，还劝告人们不要去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南亚国家。对此，印度卫生部１６日发表声明表示强烈不满，称这份报告认为“超级病菌”可能源自印度，并没有充分的科学数据支撑。巴基斯坦卫生部官员与世卫组织驻巴代表也向媒体表示，从未在巴基斯坦听说类似的病菌，也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细菌的抗药性是怎么来的？在人类与细菌的对抗中，为何后者总能屡出奇招？

　　人类与细菌斗法陷恶性循环

　　抗生素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频率最高的医学名词之一。抗生素是一类能杀死细菌或者抑制细菌生长的物质的总称。自然界中很多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等）都可以产生抗生素，目前人类已经能提取或合成纯度很高的抗生素，青霉素、红霉素、氯霉素、土霉素等，都是已被广泛使用的抗生素“明星”。

　　最初，抗生素的使用让人类尝到了甜头，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青霉素在二战中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抗生素进入体内，能协助白细胞抵御病菌的侵入。青霉素会干扰细菌成长过程，使细菌的细胞壁变得虚弱，无法阻挡水分，细胞吸水膨胀爆裂而死。有的抗生素能攻击细菌的单染色体，干扰它的ＤＮＡ，以扰乱其再生能力，阻止它在人体中横冲直撞。然而，细菌们想出了一个绝招来抵御抗生素的攻击——它们进行一种“邻里互助”。细菌的繁殖通过基因交换进行，“聪明”的细菌会淤积在对某种抗生素不敏感的菌种上，以此获得反抗抗生素的必要武器。霍乱病菌就是通过这种手段，从大肠杆菌身上中获得了对四环素的抗药性。

　　随着抗生素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人们逐渐发现，要用更大剂量的抗生素才能杀死细菌。这是因为自然选择让细菌出现了耐药性——只有耐药性强的细菌才能存活，一些耐药性很强的细菌被称作“超级病菌”，目前最普遍的“超级病菌”是耐甲氧西林金黄葡萄球菌，一般抗生素对它无可奈何。肆虐南亚的“超级病菌”的耐药性与前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抗生素中的抗生素”束手无策

　　来自英国、印度、巴基斯坦、瑞典等多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对这种“超级病菌”进行了合作研究，他们的研究报告发表在８月１１日出版的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研究人员说，一些在印度接受过外科手术的病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肠杆科细菌（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白氏杆菌），这些细菌含有一种被称作ＮＤＭ－１的酶（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１），能使几乎所有的抗生素失效。

　　《柳叶刀》刊登的文章称，人们发现，目前只有两种抗生素（替加环素和黏菌素）对这种“超级病菌”有效，而一旦细菌继续扩散，这两种药物的药效也会被迅速削弱，在部分患者身上，就连这两种抗生素也不起作用。携带ＮＤＭ－１酶的细菌（ＮＤＭ－１酶不是细菌或基因，而是细菌携带的一种酶，国内一些媒体在报道时误将ＮＤＭ－１酶称为细菌或基因）对“抗生素中的抗生素”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也具有耐药性。而这种抗生素通常被认为是紧急治疗耐药性病症的最后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ＮＤＭ－１酶的首次发难。２００９年，英国就已经出现了ＮＤＭ－１酶感染病例的增加，甚至包括一些致死病例，只是当时未引起关注。在对疑似患者进行检查后，研究人员在印度南部滨海城市金奈（印度第四大城市）确认了４４名患者，在印度北部的哈里亚纳邦确认了２６名患者。英国患者人数为３７人，他们中至少有１４人曾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接受过治疗，包括肾脏移植手术、骨髓移植手术、透析、孕期保健、烧伤治疗或整容手术等。研究发现，感染了携带ＮＤＭ－１酶的大肠杆菌，会导致许多患者出现尿路感染和血液中毒。

　　罪魁祸首是抗生素滥用

　　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已经确定，拥有能够编码ＮＤＭ－１酶的基因的细菌，同时存在能够编码其他耐药性酶的基因，导致这种细菌几乎“百毒不侵”。这是怎么回事？原来，ＮＤＭ－１酶的基因存在于细菌一种被称作“质粒”的ＤＮＡ结构中。与细菌染色体中的遗传物质相比，质粒的遗传呈现更多的不确定性。它像一匹脱离了母体遗传物质的“野马”，可以在细菌中自由复制和移动，从而使“超级病菌”的菌种具有传播和变异的惊人潜能。

　　ＮＤＭ－１酶可分解β－内酰胺环结构，因此可使任何含β－内酰胺环结构的蛋白质失效。由于目前临床最常用的抗生素都含有β－内酰胺环结构，携带这种酶的细菌可以使几乎所有抗生素失效。

　　现在来看，含ＮＤＭ－１酶的“超级病菌”出现，极可能又是抗生素滥用的结果。《柳叶刀》刊文称，研究人员认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抗生素通常不需要处方就可以轻易买到，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众滥用、误用抗生素。当地医生在治疗疾病时就不得不使用药效更强的抗生素，导致病菌产生更强的抗药性。当地的医疗机构辨别ＮＤＭ－１的能力可能较弱，也没有充足的抗生素来治疗被感染病人。英国卡迪夫大学研究人员蒂莫西·沃尔什，在８月１１日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ＮＤＭ－１从罕有的病例发展到目前普遍存在于印度１％到３％的肠道菌群感染者中，可能只用了３年。

　　细菌变异把人类逼到悬崖边

　　自从１９４３年卢瑞亚－德尔布吕克实验（即变异反应实验，由德国生物学家马克思·德尔布吕克与萨尔瓦多·卢瑞亚完成，两人在１９６９年因为此项工作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展示了细菌的耐药性变异以来，人类与细菌的斗争就始终处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恶性循环中。每次一种细菌产生了耐药性变体，人类总能用药效更强的新药解决问题，然后是耐药性更强的变体出现……这种游戏似乎还不算太坏，很多人对现代医学技术持乐观态度，认为人类总能开发出充当救火员的新药。但以此次的“超级病菌”为代表的细菌，似乎要将人类逼到悬崖边，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耐药性模式——让所有的抗生素失效。

　　１０年前，科学家认为，耐药性细菌感染的最大威胁来自革兰氏阳性菌。但这类耐药性细菌一般只能抵抗一种抗生素，根据其抗药性特点改变药物结构，开发出来的新药一般都会有效。含ＮＤＭ－１酶的肠杆科细菌一般属于革兰氏阴性菌（常见的革兰氏阴性菌包括大肠杆菌、巴斯德菌、霍乱弧菌等），能够对抗这类细菌的抗生素少之又少。ＮＤＭ－１酶能够存在于多种细菌宿主中，让几乎所有的传统抗生素都无可奈何。

　　目前，很多卫生机构在努力应对“超级病菌”的传播，推出了严格的卫生措施，如在医院对病人检查时，隔离可能携带耐药细菌的患者。但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人们意识到，如果不能开发出新药，任由情况恶化，后果不堪设想。然而，等新药出现了，新的耐药菌又会被“逼”出来，这种恐怖的循环，何处是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