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小学五年级那年，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卫生巾广告。那时候，我们那个年纪的小孩几乎都不知道什么是卫生巾，所以我扭头问妈妈。然而，她却突然哭了。

　　你会怎么跟女儿说，她永远都用不到一片卫生巾？怎么跟她解释，她永远不会有生理期，更不可能成为一个母亲？

　　我看起来和住在匹兹堡郊区的其他女孩大同小异，我跟她们一样喜欢漂亮衣服、闪闪的宝石，喜欢粉红色和画着长卷毛狗的小圆裙，还喜欢化妆。我跟她们不同的是，我有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天生就有ＸＹ染色体。男性的染色体才是ＸＹ组合，这种病让我无法对荷尔蒙做出相应的反应，而荷尔蒙对性征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的身体错过了荷尔蒙发出的信号，于是外表上，我长成了一个有阴蒂和外阴的女孩，所谓的“内外不一”。

　　我长到６岁，一次洗澡时，下腹突然痛得要死要活，爸妈把我送到了医院。一开始所有人都以为我得的是疝气，医生给我做手术时才发现，我其实没有子宫、输卵管这些东西，只有正在萎缩的睾丸。医生对我那惊呆的父母说，我仍能正常地成长，但最好别让我知道自己的异常，直到我慢慢长大，足以接受事实。于是爸妈多年来守口如瓶。

　　我１６岁那年，妹妹从学校带回一份特殊的家庭作业：班里每个同学都要对一种病进行研究，妹妹分到的是恰恰是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

　　“看起来好像跟凯蒂的情况有点相似。”妹妹在晚饭桌上说，“这个病的网络后援团里，还有个跟妈妈重名的女人呢。”

　　爸妈不安地对视。他们本想等到我年满１８岁再告诉我，但现在等不了了。他们把真相告诉了我和弟弟、妹妹。“你仍然是我们的好姑娘。”爸爸最后说。但是，为什么我就不能是个普通的、“纯正”的姑娘呢？

　　我知道妈妈一直在偷偷参加一些为像我这样的孩子举行的聚会，而爸妈一直没有告诉我真相，他们都是合谋的，医生、祖母、姨妈还有别的亲戚。我觉得愤怒，爸妈背叛了我，我的身体也背叛了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情绪其实都来自恐惧，还有青春期常见的反弹情绪。为了发泄不安和焦躁，我穿上心爱的拉拉队体操服（百褶裙配上黑红相间的背心、贴着银色亮片的靴子，还有毛毛球），玩到很晚才回家。我告诉自己，我是一个被选入拉拉队的漂亮女孩。

　　但生活永远没那么简单。我念高中的那段日子非常糟糕，失眠、焦躁和抑郁包围着我。为了转移精力，我变成书虫，把脑袋扎进课本里苦读。我还拼命弹钢琴，用那些著名的奏鸣曲埋葬自己。但我没有什么朋友，没什么人关注我，以前要好的３个闺蜜也把我孤立了。学校里有些人用我的病来嘲笑我，这真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侮辱。

　　进入大学，情况就好转了。大学第一年，我找到了最棒的理疗师，她总会在我受到伤害时跳出来为我鸣不平。在那一年，我还加入学校的歌剧社，在那里认识了我最好的朋友希拉瑞。然后大四时，我在一个聚会上遇见了萨姆。

　　他身高一米八，眼睛是棕绿色，睫毛长长的，因为练田径，所以身材像明星一样好。我们聊得不错，他很快就开始用包着巧克力壳的草莓和玛丽莲·梦露的电影来贿赂我了。

　　相识一个月后，我把我的病跟他挑明了，就像告诉我前两任男朋友那样。我只讲了一半，萨姆就阻止了我——他早就知道了。有一次，他的一个田径队友在更衣室里对他说：“听说你跟凯蒂约会了，她是纯爷们吗？”

　　我听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脸红得要命。我蜷缩在他房间里，这里四周都摆放着他的奖杯和锦旗。但萨姆拥抱着我，说：“再没有其他女人能像你一样让我激动。这有什么关系。”这是他说过的最好听的一句话。

　　去年，萨姆在一座公园里向我求婚，我们在年底就结婚了。现在我们想要一个孩子。我能产生和普通女性一样多的雌激素，但还是无法拥有一个有我的遗传基因的孩子，这是件让人难受的事，不过，至少我们可以领养孩子，或者找个代孕母亲。

　　我加入了几个关于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的社团，帮助别人渡过我曾经历过的痛苦时期。现在，我不再试图控制这种病，而是与之共存。据统计，全世界每两万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这种病影响，这是不是比你想得更加普遍呢？去年，当南非运动员卡斯特·塞曼亚在柏林田径世锦赛后被迫做性别测试的事成为新闻时，我们的社团向她伸出了友善之手，虽然她的情况看起来不太像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

　　普通的医生们很难被说服，去改变他们处理这类病例的方式，除非你是他们的同行。所以我正在攻读生物伦理学的硕士学位，我希望学位能给我在医学界提供信誉，这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没必要因为卫生巾而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