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户时代（公元１６０３年～１８６７年）的商人就开始讲究“三方得利”，认为买卖的理想形式是不仅自己赚钱，还要让对方赚钱，并且将利益回馈社会才算好。但这种“利益第二”的思想，现在在经济学上全部被舍弃了。

　　本书作者坦言，现代日本套用基于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推进改革，结果导致日本丧失优良传统和产业竞争力，日本社会开始分裂。

　　目睹富裕的美国让我痴迷

　　我之所以痴迷于美国经济学，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亲身体验到了美国的“富裕”。前面我也写到了，对来自日本的穷留学生（作者曾赴哈佛大学留学，１９７３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美国社会物质上的富有和人们精神上的宽厚，让我产生了一种仿佛看到了乌托邦的感觉。不仅美国人，或许大家都一样，当人们感到自己处于绝对优势的时候，就会变得宽宏大量。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从这层意义上讲，确实非常宽厚。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初，美国工薪族的典型生活就像下面所描述的。无论多忙，他们都要在傍晚５点离开公司，照直回到郊外宽敞的家。女主人则在设有自动洗碗机的崭新厨房里愉快地准备晚餐。年幼的孩子们围着她打闹玩耍，晚上则是全家一起看电视，轻松度过。到周末，一家人驱车去郊外兜风，或吃野外烧烤或参加社区、教会举办的活动——这样的生活方式，让我看到的不单纯是物质的丰富，还看到了人们健全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珍惜家庭和社区氛围的态度。

　　目睹这样的美国，年轻的我觉得“还是哈佛学的美国式经济学才是正确的”。有这样的想法，当然无可非议。在美国生活的那段时间，我看到的日本，是一个被集团公司、终身雇佣制和政官商铁三角这些既得权益封闭的社会。

　　于是我天真地认定，如果日本也能像美国那样进行自由经济活动，转变成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社会，就能变得像美国人那样富裕、幸福。于是，一个醉心于市场主义经济学的激进“改革派”，就这样形成了。

　　这就是我成为美国迷和激进“改革派”的经历。我想，二战后留美的多数日本学生，其经历应该与我大致相同，他们也都在其他领域成为我这样的“美国迷”。

　　对市场“教义”产生疑惑

　　１９７４年回日本后，我站到了大学的讲坛上，试图热心地把我在哈佛被灌输的近代经济学特别是“市场机制之完美”，传授给学生们。

　　然而，我满怀激情地讲课，学生们却似乎毫不领会。我很纳闷，“理论上没有比现代经济学更明快极致的学问了，怎么日本学生这么不明白道理呢？”现在想起来，学生们露出疑惑的表情，是有他们的道理的。可能是直觉告诉他们，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明快”当中有某种“疑点”，他们或许感觉到了它与日本人拥有的传统价值观有不相容之处。但学生们还不具备指出“可疑点”的语言和理论能力，所以只有做出不释然的表情。

　　他们对什么地方感觉到了“可疑”呢？第一点应该是，前提过于个人主义。比如，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中，将人假设为“经济人”，即在近代经济学中出场的人，是以满足自我为最大目的而采取合理行动的存在，“社会”这个概念没有进入的余地。个人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加入市场，于是“看不见的手”开始运作，进行资源的最优分配。这就是近代经济学的基本纲领。

　　但是，即使常识性地思考也很容易明白，人并非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活着。相反，对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到社会好评。

　　看看从前的日本。江户时代的武士并不生活在经济合理性之中。他们认为“武士落魄不失节”，认为这是一种精神气概，是武士道。另外，也不只武士，江户时代的商人也讲究“三方得利”，认为买卖的理想形式是不仅自己赚钱，还要让对方赚钱，并且将利益回馈社会才算好。

　　在现代社会，也有许多人在努力这样做。有人以看到客人欢喜的面孔为人生的最大价值，有人千辛万苦地要做出别人无法模仿的优秀工艺品，等等。

　　但是，这种“利益第二”的思想，在经济学上全部被舍弃掉了。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社会性动物”，是群居动物。人是在与家人、朋友等其他人的关系中，寻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的。然而，在近代经济学理论中，为他人尽力、保持与社会的沟通，这些人类原本具有的“本性”，统统被作为不合理的东西排除掉了。

　　（：：摘自《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７月版　定价：３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