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青年为旧生活的逃避者，而愿青年为新生活的创造者！”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李大钊（字守常）在北京大学《新潮》杂志上发表《青年厌世自杀问题》一文，鼓励青年学生用“不怕死”的勇气来创造新生活。虽然文章的一些结论会囿于当时社会发展的限制，但时至今日，此文对年轻读者仍有启发意义。　——编者

　　自林德扬君（北大学生）自杀，一时论坛对此问题颇有所讨论。因此，我也把近来对青年自杀的意见写出来和大家商榷。

　　１９世纪是“自杀时代”

　　我于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有几个要点要预先声明。

　　第一、自杀的情形因各个事件而有不同，我们不能泛就自杀而下笼统的判断。我们应该分别自杀的种类，个别论断其是非。　

　　第二、自杀流行的社会，一定是一种苦恼烦闷的社会。自杀现象背后藏着的背景，一定有社会的缺陷存在。　　　

　　第三、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人在不直接妨害社会，迷惑他人的范围内，有自己处决他自己生命的自由权。　　　

　　第四、我们只能批评自杀者的人生观，说他是或非，指导一般生存的青年向人生进路的趋向，不能责备自杀者的个人，说他道德不道德，罪恶不罪恶；惟因自杀直接予人以迷惑，予社会以妨害的，又当别论。　　　

　　把这四点认定，才可论青年厌世自杀问题。

　　本来自杀是人类生活特有的现象。大体看来，智慧多的人容易自杀，自杀的现象多盛行于教育阶级、智识阶级中。《自杀论》作者意大利人摩塞里，曾于意国发现自杀最多者为从事科学文学的人，百万人中有６１４人，其次就是从事国防的４０４人，从事教育的３５５人，从事行政的３２４人，商人２７７人，司法官２１８人，医师２０１人，从事工业的８０人，从事原料制造的２５人。法国亦然。其余统计家所得的结果，虽也有与此不同的，但自杀在生活状态简单者最少，与生活状态复杂的程度递加，几乎是一个普通的原则。

　　文明进步的结果，生活状态愈趋于复杂。人类的生活，去原始的自然生活、劳动生活日远，而偏于耗用脑智精神，因而过劳；又因生活上的欲望增高，内容扩大，往往招来失望和灾难；所以自杀的激增是１９世纪内各国普遍的现象。我们可以说１９世纪是“自杀时代”！

　　当年有关自杀的统计数据

　　中国全国的自杀统计，虽然未必精确，然亦可以看出增加的趋势。各省的统计表，我还未搜集完全，暂且不论。但据内务部的《内务统计》京师人口之部和京师警察厅的《京师警务一览图表》里面所载北京内外城自杀的统计：清光绪３３年，男４６人，女３４人，合计８０人。光绪３４年，男５３人，女３７人，合计９０人。宣统元年，男５０人，女４３人，合计９３人。民国四年，男６８人，女４２人，合计１１０人。亦足以证明自杀者增加的趋势。　　

　　普通说，夏季是“自杀季节”，因为太阳的光线刺激人的神经，挑拨人的感情，足以扰乱人心的安定，使人的心理上精神上起一种变化。在这个时候，凡是生活上失意的人，绝望的人，或是对人生问题怀疑的人，对社会现状苦闷的人，往往被诱到死路上去。近来生活困难的结果，年关也成了生死关头，也成了一种“自杀季节”，不过这是由人事关系发生的，不是由自然影响发生的。１９世纪末年的世界，已经充满了颓废的气氛，物质文明渐渐走入死境，所以牵着人也到死路上去。青年的神经锐敏，很容易感受刺激，所以有许多青年，做了“自杀时代”的牺牲。

　　愿青年为新生活的创造者

　　中国社会，到了今日黑暗算是达到极点。中国若有血气、有理想、有精神的青年，对于这种黑暗的社会，没有趣味的生活，当然不满意、失望、悲观。我们对这种自杀而死的不幸青年，当然要流几点同情的热泪，因为他们实在不是醉生梦死的青年。然而对于他们的自杀，终不能不抱一点遗憾，因为他们只知厌倦卑污的生活，不知创造高尚的生活，他们只知道向死里逃避旧生活，不知道向死里寻找新生活。我希望活泼泼的青年们，拿出自杀的决心，牺牲的精神，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缺陷的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

　　由此说来，青年自杀的流行，是青年觉醒的第一步，是迷乱社会颓废时代里的曙光一闪。我们应该认定这一道曙光的影子，努力向前冲出这个关头，再进一步，接近我们的新生命。我悯吊这厌世自杀的青年，我不能不希望那造世不怕死的青年！我不愿青年为旧生活的逃避者，而愿青年为旧生活的反抗者！不愿青年为新生活的绝灭者，而愿青年为新生活的创造者！

　　（：：原载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新潮》第２卷第２号；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