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自传似乎与不好的名声结缘了。想想美国作家詹姆斯·弗雷那本臭名远扬的自传《百万碎片》，文学上的修饰变成了小说式的虚构，甚至是直截了当的谎言。还有瑞士人本杰明·威尔科米尔斯基自我标榜的自传《碎片》，他在书中说，自己在孩提时代曾是纳粹大屠杀事件的幸存者，结果却证明，威尔科米尔斯基原来另有其人。有趣的是，这原本可能是一部无意识中完成的小说，关于一个男人的故事。为此，他收集了一些有关往事的虚假信息，然后据此编成了一个故事，并说服自己，书中的故事就是自己的经历。手法很巧妙，书中包含了自传应具备的一切要素。只不过，他本可以在核实资料来源的时候再仔细谨慎一些。

　　更加微妙的是，书中也夹杂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修饰以及叙述技巧，它们会频繁地出现在作者的笔下。人们可能不太愿意与人分享自己过去的某些经历，或性格中的某些方面，于是，这些东西可能就会被剔除，由此而来的故事必然是被美化过的。人们也可能希望树立良好的形象，甚至过于夸大好的一面。结果是，塑造出比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更正直和高大的自画像。“编造、杜撰在起作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心理学教授迈克尔·加扎尼加在《心灵的过去》一书中写道，“我们认为自己就是好人。”

　　在这些微妙的说谎痕迹背后，存在着一个简单的事实：自传涉及记忆和写作两个方面。自传创作过程中的回忆是一种重新建构的行为，立足当前，折射出人们现时的需要和愿望。至于写作，它很有可能掉入数不清的陷阱，被诱惑所裹挟。

　　“有一些文字是半虚构式的，”美国著名作家玛丽·麦卡锡在谈到自己的回忆录《一个天主教女孩的童年回忆》时说，“我在书中安排真实事件是为了将它们编成一个故事。”

　　这样的“诱惑”很难抗拒。正如她说的那样，如果你是个小说家，这种情况也“几乎是必然的”。它还能变成别的什么吗？自传，如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是叙事性的作品，通过语言的精心构思寻求对人生历程的感悟，当然，对读者具有吸引力。这说明在这样的作品中很可能存在虚构的成分，它们是披上了真实外衣的想象，远远超越了过去的“事实”本身。

　　虽然自传中有谎言，但它依然可以是说出真相、表达真理的手段。记忆具有重构性质，而写作具有虚构性质。通过回忆，早年的遭遇和经历能够产生全新的价值和意义；回顾过去，我们有时候能够看清很多事情的本质，这在过去我们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通过写作，通过虚构，我们有时能赋予经历某种变化。借助这种方式，过去模糊不清的很多东西逐渐浮出水面，露出其真面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极易被自己的虚构所引诱。不过，它仍然是揭示生活哲理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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