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来自全总新闻中心和人民网６月８日的消息，全国１３省（区、市）党政部门下文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据报道，我国推行集体协商制度已１５年了，目前，全国有１３省（区、市）又以党委或政府名义下发文件，推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２３个省（区、市）人大制定了“集体合同规定”或“集体合同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在工资协商制度方面，北欧国家瑞典长期的实践经验，对我们似应有所启发。

　　——编者

　　没有最低工资规定的国家

　　瑞典和其他许多欧洲发达国家一样，是没有明文规定最低工资的。政府和立法机构都认为，工资可以采取劳资双方集体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政府只需要在双方矛盾尖锐时充当调解者，而不必过多干预协商的具体内容。

　　瑞典的劳资双方各自最大的组织，是全国总工会和全国雇主协会。这两个组织又有数量庞大的分会和基层组织。关于工资调整、裁员计划和员工待遇等棘手的劳工问题，都是通过这些组织代表各自的成员协商解决的。每年双方不定期通过此机制商定工资调整计划。如果一家公司要裁员，需先经过工会批准。而工会收到申请后会做一系列调查，认定裁员是必要的，才会同意。之后，工会还会继续关心被裁的员工，给他提供新技能的培训机会，每周找他约谈，跟踪其状况，并督促其尽快找到新工作岗位。

　　正是由于这样的机制，一个世纪以来瑞典劳资矛盾一直在改善，很少发展到像近些年法国、希腊和英国那样的大罢工。２０世纪初，瑞典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劳资冲突，以后的瑞典劳资双方基本是用平静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使有零星罢工，最终也都以谈判解决矛盾。

　　实力和诚意是协商的基础

　　这种“有话好好说”的传统由来已久，但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瑞典社会之所有以有今天的和谐，是靠以下几个因素的合力：

　　一、社会改良的信条。瑞典自称是社会主义，但一直以来不追求激进的社会革命，而是信奉和风细雨的改良进步。近两百年以来，瑞典政府和人民无论在国内和国际事物上，都遵循了这一原则，基本做到了对内和对外和谐。国际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当属挪威的独立。１８１４年丹麦将挪威割让给瑞典，到了１９世纪末挪威独立运动高涨，一度造成与瑞典政权之间的矛盾激化，内战似乎一触即发。但瑞典议会和人民在讨论后，与挪威达成协议，给了挪威独立权。自此至今，瑞典在国际事务中坚持中立，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国际间战争，享受了百年的和平发展期。

　　二、坚实的法制保障。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候，瑞典的资方在实力方面还是占据优势的。这种情况导致工人运动情绪激化，罢工运动不断发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瑞典立法机构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出台了《共决法》和《就业保障法》等一系列法规，令整个矛盾解决机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工人有了规矩和程序的保障，也就不再寻求激进的罢工途径，更多地依赖协商机制解决问题。

　　同时这些法令也对资本家产生了强大的约束力。在此基础上，瑞典还力图从所有制方面解决公平问题——例如令世界上所有资本家都不寒而栗的“基金社会主义”或“雇员投资基金制度”，目标是让工人逐渐获取企业的控制权。它规定每年从资方超过５０万克郎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２０％交与职工集体拥有的基金会，再将雇主为职工代交的养老金增加１％；按此计算，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１５％～１０％，基金可在２５～３５年内占有企业股份的一半。到那时，私有制就变成了职工集体所有制。

　　三、强大的工会力量。所有上述两点又都基于工人力量的壮大。瑞典是工会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瑞典全国总工会一度有２４个分会，目前合并为１５个，并有上万个基层组织。全国近８０％的雇员都是其会员。经济上，工会资金实力雄厚，有各种各样的基金和保障机制，保证自己的会员一旦失业，有足够的保障。政治上，瑞典工会培育了自己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社民党一直以来是瑞典压倒性的执政党，最近的一次一度连续掌权十多年时间。丹麦也有类似情况，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其社民党和工会已经宣布脱离关系。而瑞典的社民党毫不避讳与工会的紧密关系。舆论方面，瑞典全国总工会是瑞典最大报纸《晚报》的控股方，随时可以通过自己的喉舌向全国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四、协商的诚意。平等来源于实力，如果不是瑞典工会有这么强大的实力，那么劳资双方就没有平起平坐的基础，也无法坐下来好好“商量”。但这还不足以能保证双方能协商出良好的结果，劳资双方的诚意更重要。研究者指出，瑞典的工会水平比西方国家的其他工会更胜一筹。很多国家工会实力也很强，比利时的工会会员比例甚至比瑞典还要多。但多数国家的工会还停留在保证工人不丢工作的水平，而瑞典的工会对这个问题认识更透彻：如果是为了提高竞争力和效率，工会不会阻拦企业裁员甚至是倒闭，而是把精力放在失业员工的再培训和再就业上。因此，资本家也投桃报李，在很多事务上与工会合作协商，双方比较融洽。

　　开西方资本家上街游行先例

　　２０１０年，中瑞经济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是中国吉利收购沃尔沃。在谈到瑞典劳工制度问题时，吉利老总李书福说：对瑞典的工会制度有充分认识和理解，才会适应当地的情况。笔者真心希望李总确实已经在这方面做足了功课——瑞典议会通过前面所述的“雇员基金制度”时，曾引起企业主的强烈反弹。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４日，瑞典资本家们组织了一次７．５万人的游行，开创了西方资本家上街游行的先例。尽管如此也没能阻止该法施行——万一某天吉利无法跟瑞典工会沟通时，李书福最好记得他也有上街游行示威的权利。

　　争锋

　　国际社会应该介入索马里乱局吗

　　“非洲之角”索马里，自１９９１年爆发内战以来，整个国家一直四分五裂。目前，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支持下的过渡联邦政府，仅控制着首都一部分区域，根本无法对全国形成有效管理，使得坐视生灵涂炭。面对索马里过渡政府无力收拾的情势，国际社会应该介入索马里乱局吗？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最近就此组织了辩论，译载如下仅供参考。——编者

　　如不介入，将造成更大灾难

　　：：正方陈述人　Ｅ．　Ｊ．　霍根杜恩　（国际危机组织“非洲之角”项目主任）

　　如果国际社会从索马里撤出，“青年党”（基地组织索马里分支）的强硬派很有可能利用军事优势和丰富的资源进一步巩固势力。“青年党”的接管将对该区域带来严重后果，并造成人道主义大灾难。

　　“青年党”强硬派的领导人来自不同的部族，他们比政府更擅长玩弄部族政治。“青年党”的收入来源也多元化，它现在控制着索马里南部的主要港口和道路，在这些地方课税。认为“青年党”已经开始崩溃、将走向自我毁灭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它最初发端于索马里南部港口基斯马尤附近的小块区域，现在却控制着索马里南部大部分地区。“青年党”之所以还没有完全控制首都摩加迪沙（它目前控制约８０％），惟一的原因就在于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存在。

　　一些国家显然担心索马里被“青年党”强硬派接管。这就是它们之所以继续支持过渡联邦政府的原因所在。一些国家已开始武装索马里的其他集团，希望在打击“青年党”的同时，能争取到缓冲区。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各自培植了自己的势力。这些措施可以给“青年党”带来压力，但如果没有一个双方商定的战略，只会导致局势进一步混乱。从协调活动和减少区域安全威胁的角度这一点来看，国际社会应该介入索马里乱局。

　　过渡政府并不是惟一可能的合作伙伴。许多地方势力可以而且也应该得到支持，以帮助他们给百姓提供安全和一些急需服务的能力。此外，不应寄望这些地方势力发展为“青年党”的对立面，国际社会应采取风险投资的发展模式，先为他们提供相对少量资金以启动管理部门，当他们达到某些标准之后便进一步提供援助。

　　国际干预壮大了基地组织

　　：：反方陈述人　布朗温·布鲁顿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非洲问题专家）

　　爱因斯坦这样定义“精神错乱”：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做同一件事，而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在过去２０年里，国际社会试图促进索马里民族和解和重建政府的努力，大约有１４次之多，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新的干预会使局面焕然一新。

　　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在索马里创设政府的努力就被证明是浪费金钱。自从“９·１１”事件和创造了“反恐战争”之后，赌注也随之升高了不少。今天，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跨国恐怖组织，正等着利用西方在一些荒凉和毫无希望的国家里展开行动。索马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６年来，国际社会一直企图阻止索马里成为基地组织藏身的天堂，这反而加剧了索马里的部族冲突，使得持激进的圣战观念的青年民兵上台，使索马里陷入了另一场令人绝望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中。索马里已经向基地组织敞开了大门。然而，在最新一轮国际干预之前，美国情报人员曾表示，基地组织在索马里并不受待见。在过渡联邦政府成立之前，索马里相对稳定，冲突渐趋减少，经济指标也与该区域的其他国家持平。

　　能否让激进的意识形态归于失败，取决于政府能否提供基本服务，确保公民的安全，并推动经济发展。但在索马里，国际社会支持的过渡联邦政府，只是造就了一个遭天谴的军事僵局。原先居住在摩加迪沙的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而对那些仍然留在摩加迪沙的人来说，枪炮正瞄着他们。政府没有赢得民心的可能。“青年党”凭什么要与政府谈判？政府没控制什么领土，也没有具备战斗力的军队，它甚至连贿赂那些坏小子的资源都没有。时间在“青年党”这边。政府每天都在吓得发抖，公众的失望情绪则在递增。摩加迪沙街道上暴力蔓延，将给人民带来可怕的痛苦，在某个时候索马里人民将会投向激进分子的怀抱。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索马里将真的成为基地组织藏身的天堂。须知道，基地组织之所以在索马里立足，正是国际社会在此处进行干预的必然结果。

　　（：：英国《经济学家》６月１１日　：：译　夏微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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