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增长导向而导致政策及官员的行为带上强烈的商业精神，民众自然会把这种商业精神放大到极端地步，这种社会真的会成为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尽管可能挺繁荣，却很贫乏。

　　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可以完全物质化。一个社会和谐安定与否，不单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平等，还有很多主观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其中。

　　现代社会区别于古典社会和中世纪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世俗化，人的肉体欲望、世俗的幸福，获得了正当的辩护理由。至少在哲学家的论述中，古典时代人们追求的是美德和正当，政府追求的是正义；到了现代，人们追求的是权利，政府则主要进行财富的再分配。

　　经济学正是在现代性发育丰满之后才由亚当·斯密提出的。而“经济人”概念由一位法国人发明，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相对于英国和美国，法国人启蒙得更为彻底，因而也更容易相信物质主义，相信人的活动就是追求个人欲望，尤其是物质欲望之最大满足。

　　不过，物质主义、欲望至上主义登峰造极的时代，却正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中国为什么比印度经济增长得更快？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人缺乏当代中国人对财富的那种狂热向往和追逐。印度人的宗教信仰使其中很多民众对财富有点淡漠，而其政治架构又使政府不可能把经济增长作为惟一的政治目标。相反，在中国，这种精神与制度约束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如果进行国际对比性调查，或许可以发现，中国人对财富的贪欲强烈，几乎所有人都把金钱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不管是商人、市民，还是教授、官员。追逐财富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主导性意识形态。

　　一些政府片面地追求ＧＤＰ增长速度，与民众狂热地追求财富，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政府以为，只要实现了经济增长，很多政治社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因而经济事务占据了政府的主要精力，政府让几乎所有业务服从于经济的增长，政府官员则成了商人和企业家，他们算计着如何以本地资源（包括自然、环境、法律等）换取最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如此行事的政府，确实可以创造出非常优越的经济增长环境，因为增长计划无须接受其他价值的审查和限制。

　　基于这两点，或许可以说，中国当代社会是一个彻底世俗化、财富获得最大程度关注的社会。

　　这是祸是福？人们也看到了另一个事实：在社会整体财富已经大幅度增长、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所改善之后，人们的幸福感受似乎并没有相应增加。看起来，物质主义的心灵，似乎具有某种自拆台脚的倾向。

　　一个明智的政府，不会把经济与财富增长作为其施政的惟一目标，甚至不会将其视为头等重要的目标。相反，政府的功能首先是维护正义的秩序。因为增长导向而导致政策及官员行为带上强烈的商业精神，民众自然会把这种商业精神放大到极端地步，这种社会真的会成为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尽管可能挺繁荣，却很贫乏。

　　（：：摘自《政府的本分》　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５月版　定价：３２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