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伦敦圣詹姆斯花园３１号，是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住过的寓所。寓所门前有一块素雅的蓝色圆牌，白色的字迹落在深蓝色的背景上，格外醒目。牌子上除了手写体的汉字“老舍”外，以极其简练的英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ＬＡＯ　ＳＨＥ，１８９９～１９６６，中国作家，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８年曾经住在这里。”蓝牌上还留下了发行者——“英国遗产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的方形标志。

　　蓝牌制度在伦敦已实施了１４０多年，目的是纪念曾经住在伦敦且对人类有过重大贡献的世界名人。被英国遗产委员会挂上蓝牌的建筑，就成了受保护的遗产，不得随便拆除或改建。

　　这个绝妙的主意是在１８６３年由议员维廉·爱瓦特提出的，立即得到了公众的热烈响应。１８６６年，英国皇家艺术协会开始着手筹集资金。一年后，英国历史上第一块蓝色的圆牌出现在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伦敦的寓所。同一年，拿破仑三世的故居门前挂起了蓝牌。

　　在此后的１００多年里，除了英国皇家艺术协会以外，伦敦市政厅和大伦敦政府议会，都曾管理过蓝牌的审批、设计和悬挂等事务。１９８６年，蓝牌的管理正式由英国遗产委员会实施。从那以后，蓝牌制度不断完善。迄今为止，伦敦共有８００多位世界名人享受到了这项特殊的待遇。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５日，英国和中国的主要报纸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著名作家老舍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英国伦敦住过的寓所，今天正式举行了蓝牌揭牌仪式。这是英国实行蓝牌制度以来，享受此项“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

　　因为蓝牌不能批量生产，在早期阶段，每一个蓝牌在设计和制作时，都会选择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设计方案。就材料而言，有铜质的、铅质的，也有石质的。牌子的形状也不全是圆形的。至于外观颜色，也没有统一的规定。那时，蓝牌主要由陶土的颜色、巧克力色和深蓝色等组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１９２１年。

　　随着标准化和规范化进入蓝牌的设计和制作流程，蓝牌的称呼才算真正名副其实。现在，蓝牌由厚５厘米、直径约５０厘米的圆形陶盘制成。这种陶盘必须经过两道涂釉工艺、两次烧制工序，才算完成，而且釉色只采用蓝、白两色。用这种工艺制作的蓝牌，不但能经受住时间和气候的考验，而且具备“自洁”功能，不易老化，能够与那些名人故居同命运、共存亡。

　　就像申请世界遗产要在联合国履行一定的手续一样，蓝牌的发放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目前，每年约有１００名“候选人”的故居被公众提交给英国遗产委员会审批。遗产委员会对这些“候选人”有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在确定“候选人”住过的房屋还存在的前提下，“候选人”除了在某一个领域内被公认为“杰出人物”以外，还必须是诞辰逾百年的先辈，或者逝世至少已满２０年。只有满足这样的条件，遗产委员会才能掌握足够的论据，客观地评价每位“候选人”的知名度和对人类的贡献。

　　为了瞻仰老舍的故居，我在圣詹姆斯花园街区徘徊了许久。当看到从３１号大门走出一对抱着孩子的英国夫妇，我赶忙上前，问他们知道不知道，８０年前这里住过一位中国作家。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祖父知道这样的故事，他们的房子曾经接待过中国作家，而且还是位世界名人，作为房子的主人，他们感到荣幸。

　　这是一栋拥有５个卧室的大房子，刚刚整修过，外墙被漆成同周围地区一样的淡黄色。房子对面的街心花园里，一座小教堂掩藏在浓密的树丛中，神秘而又安静。这里不是旅游区，路上的行人很少。老舍故居和故居外的蓝牌，没有影响该处居民的正常生活。

　　如今，英国蓝牌制度实施的地区已扩展到伦敦以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伦敦周围的一些城市里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蓝牌，一场“蓝色革命”正在席卷英国。我每逢外出，看见某建筑前挂着蓝牌，就会习惯性地停下脚步，将蓝牌上的内容读上一遍。采用这样的方法，我的脑子里存储了一大批名人的名字和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

　　和英国相比，中国的历史更加悠久，出现过的文人、志士、科学家等名人成千上万。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人的住宅被当地政府改造成了故居博物馆，大部分名人和他们的故居在岁月的流逝中被人们渐渐淡忘。如果能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里实施类似的制度，一些名人的住宅既可发挥居住功能，又可作为名人故居保存下来，既节约了社会资源、利用了城市空间，又能满足参观者寻古探幽的需求，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