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人的传统观念中，法律是统治的工具而非公平的象征。本书作者据此指出，法治精神的缺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拦路虎。值得肯定的是，在对外开放和公民素质提升的内外因作用下，新兴的亚洲诸国近年来已陆续走上充满挑战的法治之路。

　　一场车祸背后的法律观

　　西方法治的观念与亚洲的传统思维是背道而驰的。西方的法治强调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同样的法律。而许多年来，大多数亚洲人都认为统治阶级，尤其是皇室成员和贵族，是置身于法律之上的。而在统治阶级的思维中，法律的惟一功能就是约束臣民。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律学者唐纳德·克拉克指出，数千年来，中国法庭的主要作用是提醒民众国家权力的存在。他引用清朝皇帝康熙的一段话：“若庶民不畏官府衙门且信公道易伸，则讼事必剧增。若讼者得利，争端必倍加。届时，即以民之半数为官为吏，也无以断余半之讼案。故朕意以为对好讼者宜严，务期庶民视法为畏途，见官则不寒而栗。”

　　过去，亚洲诸国追求法治并非出自道德的原因，交通法就是最好的佐证。对西方人来说，司机在遇到红灯信号时停车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在亚洲人心目中就不是那么回事。１９７３年的一天，我驾车行驶在柬埔寨金边的主干道上。突然，在茫茫夜色中，一辆豪华轿车从旁边路上以１００公里的时速，全然不顾红灯向我撞来。我的车被撞扁了，幸运的是我死里逃生，躲过一劫。原来，肇事的是一辆警察局的公车。司机认为，他开的是局长的车，自然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义务在红灯前停车。

　　中国法官学习新思维

　　亚洲人应当明白，遵章守法应该像遵守交通规则一样自然。如果不能这样做，就永远无法建立起现代的经济体系。中国近些年的转变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吸引外资和增强外国投资者信心的需要，正引领着北京着手建立一个公正、稳定的法律制度。对国际社会的经济开放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中国希望享用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该体系又给中国遵守国际规范带来了外部压力。

　　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加剧了中国法律体系的变革。美国学者尼古拉斯·贝克林指出：“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喜欢可预见性和安全性，法律的作用恰在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其前途有赖于适应这种需求，就像２００５年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提到的：

　　位于北京近郊的国家法官学院，每年都接纳大约１万名法官进行为期１个月的专业培训。以往，法官们学到的是要为党的利益服务，而今，强调要接受完全不同的信息。国家法官学院的院长兼党委书记怀效锋说：“我们按现代法律理论培训学员，法庭是公平的，需要法律的正义，在证实有罪之前都是清白的。我们强调，审判期间，法官不能偏向人大和政府。以往，我们关注的是政治，如今我们强调的是法律和事实。”

　　印度精英仍受司法优待

　　理论上，印度的法律制度比中国更为成熟，它自１９４７年独立以来传承的是英国的体系，一直沿用至今。然而，印度的法庭因办案效率低下而声名狼藉，前总统卡拉姆２００７年承认，仅最高法院就有４．１万个案件至今悬而未决，而司法延迟就等于忽视公正。

　　另一个问题是，印度的精英们是否知道法治的真实含义。杰西卡·拉尔谋杀案表明，印度的名门望族仍可以享受司法优待。拉尔是一位模特儿，由于拒绝为印度政府某部长的儿子侍酒而被其枪杀。有１００多人目击了罪犯杀人的全过程，这应该是一起极为简单明了的案件。但经过长达７年的审判，目击证人居然撤销了证词，被告被无罪释放。警方也因为涉嫌毁灭证据遭受抨击。值得庆幸的是，公正最终占了上风，经过多次重申，杀人犯最后还是于２００６年被判终身监禁。这一案件的结局表明，在民众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印度，人民已经意识到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这极大地推动了法治公平地应用于社会所有阶层。

　　实质上，亚洲各国的精英们都认识到他们不得不对法治倍加推崇，因为他们深知要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没有现代化的司法保障是不可能的。对亚洲各国来说，这是一剂不得不服的良药，尽管早期数年的味道可能是苦不堪言的。

　　（：：节选自《新亚洲半球》，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２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