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崛起曾经改变了世界，亚洲的复兴同样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亚洲复兴的动力源自何处？它做好成为全球领袖的准备了吗？西方又该如何看待东方文明的重生呢？本书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号称该国政府首席智囊，他于２００８年推出英文版的这部著作，从一位亚洲政治精英的视角出发，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富于建设性的解答。

　　用抽水马桶划分两个世界

　　要理解数十亿亚洲人民为之奋斗的“现代性”目标，首先要理解他们想抛弃的那个“前现代”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童年的生长环境非常简朴（有人说是贫穷）。１０岁之前，我和家里另外４个人只有一间卧室，没有冰箱，没有电话，没有电视。但要说生活中最不方便的，莫过于我们没有抽水马桶。每天早上，会有人来取走厕所里的马桶内胆并换上一个干净的，这个新内胆要跟我们一起待２４个小时，这大概是我童年最尴尬的记忆。

　　我记不清用上抽水马桶的确切时间。但如果问我“你的生活何时进入现代世界”，我会说，就是用上抽水马桶的那一天。那时起，我觉得人生发生了魔术般的变化，自己仿佛过上了更体面的生活。和我同代的西方人很少能体会这种转变，因为他们不曾有过这种经历。

　　在有着６５亿人口的地球上，能用上抽水马桶的人数最能代表有多少人生活于前现代世界，多少人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联合国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约２６亿人还没用上抽水马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居住在亚洲和非洲。一个叫杰克·西姆的新加坡年轻人成立了世界马桶组织（ＷＴＯ），现今已有４７个全球成员。这一与世贸组织缩写相同的组织，传达的正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对高标准生活的需求。人们或许对这个“ＷＴＯ”嗤之以鼻，但２００６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却对西姆的努力予以肯定，称他为全球社会企业家。

　　亚洲人民渴望现代性的“天堂”。人们都想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并享受现代生活带来的诸多便利。过上现代生活的人越多，我们的世界就越安全。

　　宿命论不再束缚亚洲人

　　现代性在观念层面的积极意义更为深远。依法办事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必要条件。前现代社会的人们通常生活在各种独裁政体中，他们的私有财产尽管贫乏，也经常会被拿来充公。现在，法律条文强化了他们对私有财产的确定感。

　　虽然现代性是西方送给非西方社会的礼物，但许多西方人还没有认识到它带来的多元利益。西方媒体不厌其烦地报道亚洲消费需求的爆炸式增长，亚洲人仿佛正在成为消费文化的牺牲品。这类报道忽略了这样的事实：随着消费品需求的增长，亚洲人不仅变成物质主义者，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成为现代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当数十亿亚洲人成为和平与繁荣的利益攸关方时，他们就推动着历史行驶在积极的轨道上。

　　从前，数以亿计的亚洲人对生活总有一种彻底的无力感。他们觉得如何努力都是徒劳的。但是，随着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原理的不断应用，这种宿命论正逐渐被削弱。而今，曾认为自己注定贫穷的数亿中国人坚信，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西方学者并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改善生产力，还在于提升人文精神并解放思想。这也是亚洲大踏步前进的原因。

　　普及手机胜过经济援助

　　单纯的理论容易让人目光呆滞。为更好地描述现代性带来的改变，我们不妨只看一种工具——手机——的影响。印度作家塔鲁尔这样写道：“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印度月新增手机用户达到了７００万，这绝对是个世界纪录！这个数字首次超过了中国……官方数据表明，到２０１０年印度的手机用户将达到５亿。到那时，中国在总量上可能仍然超过印度，但按人均已没什么差距了。”

　　伦敦商学院的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每１００人增加１０部手机就能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额外增长０．５９个百分点。格莱珉电话公司创始人伊卡柏·卡迪尔如是说：“沟通就是生产力。假如你让民众沟通，那么他们就更具生产力。孟加拉国被视作一个贫穷的国度，但由于手机的普及，该国的经济增长了２％，超过了国际上每年给孟加拉的经济援助。”

　　当印度一国的手机用户从上世纪９０年代的８００万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５亿时，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毫无疑问，中国和印度以外的１０亿亚洲人也热切地盼望着这场“手机革命”。确切地说，在未来２０年内，将有１０至１５亿人过上现代生活。这就是亚洲走向现代性的规模。

　　（：：节选自《新亚洲半球》，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２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