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３０年来的中国，是改革推动了社会的转型；那么从今以后的中国，则是变化了的社会促使改革的转型。

　　扩展公众的权利清单

　　２０１０年的中国改革不忘记过去，但也不再能重复昨日的故事。３０年的改革带给中国的活力不能湮灭，但需要规范；３０年的改革留给中国的财富不能流失，但需要共享。

　　怎么办？深化改革也好，改革转型也罢，还是改革改革。说法可以不同，指向其实就是一个，２０１０年及以后的改革必须从鼓励利益追求转向注重权利保障，在保障权利的前提下重新激发改革动力。

　　权利保障，首先要承认权利。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必须承认，宪法法律赋予社会公民的权利更是必须认可。

　　权利保障，还要能协调权利。抽象谈权利是容易的，但要在实践中切实落实权利却不容易。姑且不说此前一些用强力去压制权利的问题，一些强势群体把自己的欲望、贪婪包装成所谓权利的问题。该保障什么样的权利，该更多倾向哪一个群体的权利，不能靠想当然，更不能无所作为，必须在更高的公共权利层面上，对不同权利作出协调，求得和谐。因为一些在社会上有力量、有技巧的群体的权利，不一定就是符合整个社会公共权利的，但他们往往会比社会上最大多数群体更会争取和更能争取权利。

　　权利保障，更要去扩展权利。权利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众的权利清单也在不断扩展。换句话说，社会越进步，公民权利的内容越丰富。改革必须要能在捍卫社会公民既有权利的同时，又不断给社会公民拓展新的权利并捍卫之，而不能反过来，以改革的名义去消减权利、漠视权利。

　　当这样一种改革的理念成为改革选择时，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都将出现一种崭新的气象。

　　改革转型的可能及实现

　　对２０１０年及以后中国改革的这种展望，会不会是一厢情愿？会不会只是一种理论的乌托邦？

　　回答是否定的。有三大因素支撑着这一判断：

　　首先，改革的自觉。我们决不要低估中国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真诚、对信仰的坚定和对中国社会的感情，更不要低估中国社会大众对更好生活、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期待。所有这些，加上中国社会对３０年来改革的清醒认识与反思，完全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作出新的改革选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大家都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做成的可能性就出现了。

　　第二，社会的压力。一种行为模式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但当这种行为模式已不再管用，不再好用，甚至不再能用的时候，想不退出也是不可能的。当既有的改革选择面对社会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力不从心与引火烧身的时候，新的改革选择出现的基础就奠定了。

　　第三，危机的催化。我们很多同志害怕危机，不愿面对危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危机可以暴露矛盾，减低一些社会群体的不合理欲望，迫使以新的改革选择来解决问题。回顾历史，中国社会很多的进步是靠一些危机性事件推进的。２００３年的非典危机开启了中国政治运行公开透明的序幕，孙志刚事件促使废止了延续数十年的收容管理条例……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让我们意识到，不仅既有的经济运行模式存在问题，既有的微观层面的体制框架乃至更广、更深层面上的制度安排，都需要创新与突破。如果把握得当，这场金融危机完全可能成为中国改革转型的催化剂。

　　最后要讲的是，改革从对追求利益到权利保障的转型，并不意味着否认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其实权利保障是追求利益在更高层面的实现，或者说，“权利”就是一种利益，只不过这种利益内涵更为丰富、更为全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中国社会的改革在转型，但中国社会的改革依然是一脉相承的。

　　（：：摘自《未来３０年　中国改革大势》袁绪程主编　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３月出版　定价：３５．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