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的迹象，美国大学英语文学系的预算受到大幅削减，学生的就业市场也相当惨淡，就连人文学科教育的目的和价值也因此备受质疑。在这一背景下，以英语文学研究为代表的美国人文学科，出现了一股“自救风”：向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靠拢，将神经学研究、认知科学应用到文学研究领域，并对其寄予厚望，将其称之为改变人文学科的“下一件大事”。

　　然而，向科学靠拢的文学研究，能让语言文学学科、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焕发生机吗？美国《纽约时报》邀请了多名专家，就此展开辩论。

　　文学与科学热恋，结局是黯然分手

　　：：文　威廉·Ｍ·蔡斯　（美国埃默里大学名誉校长、英语系教授）

　　对文学研究来说，“下一件大事”在短期内让人听起来浮想联翩，但之后就会令人困惑。

　　大量的精力已消耗在这一研究领域——文学曾借助马克思主义（对发掘个人作品的意义而言，这一工具过于生硬）、精神分析学（将文学作品视为作者心理活动的反映）、或法国哲学（在教师和学生哲学知识储备不够丰富的情况下，大部分内容难以消化）等研究方法，但收效甚微。

　　正是基于所有这些情况，英语文学成了可怜巴巴的哀求者。其他学科都很强势，英语文学则不然。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开始迷恋上脑神经研究，但结果注定是黯然分手。

　　难道我们应该希望，文学与大脑的研究相恋将会结下丰硕成果，使得我们能以精妙的语言，像科学家那样对文学著作作出惟一解释？难道我们应该希望，以无限复杂的程序、借助电气化学的途径，对人类的各种心灵活动进行系统整理并阐述清楚，同时却无视那些我们认为无关紧要的、如洪水般涌来的信息？

　　那些真正的科学家从来不声称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他们具有开拓精神，同时对于所知道的东西也很谦虚。

　　脑科学的突破将我们引向未来

　　：：文　迈克尔·霍奎斯特（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和斯拉夫文学名誉教授）

　　当前确实是人文学科的困难时期。但就像时不时会发生的那样，逆境会催生那些在较为平静时期根本不会念及的想法。

　　根本性的挑战，导致根本性的问题。有些人开始反思我们所有教学和研究的根源，开始反思那些使我们与其他学术部门区别开来的东西。我们研究文学，努力的核心就在于语言的形成及由它形成的产物。阅读和写作是人文学者的本行，就好像物理学家研究大自然一样。

　　但现在如设想我们的研究课题的话，会是个令人振奋的过程。它将我们的过去用语言学衔接起来，并通过数字化和脑科学的突破，把我们引向未来。在我们传统的假设中，语言只是思想表达；但在令人兴奋的新发现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阅读和写作活动对思想具有开创性作用。

　　文学的复杂性使得认知别具价值。更好地理解现实不仅仅是“下一件大事”，不像那些只在人文学者中传诵的理论，这种力求更好地掌握人们读书时的错综复杂的心理活动的研究，其研究成果能为更广泛的群体所了解。对于整个社会的未来，这一智能化的目标有切实的意义。

　　人文研究需要新方法

　　：：文　布莱基·沃尔缪勒（美国斯坦福大学英语系副教授）

　　在“认知诗学”（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新兴的交叉学科，以英国诺丁汉大学Ｓｔｏｃｋｗｅｌｌ为代表人物）这一新兴领域中，美国肯塔基大学英语系教授丽莎·詹赛恩等人的工作令人激动。归根结底，“认知诗学”属于人文学科，其目的是要了解是什么使得艺术体验变得如此丰富而强大——而不是隔靴搔痒地进行解释，后者正是一些批评家所担忧的。

　　人们之所以被文学研究所吸引，那是因为他们被作家、艺术家和制片人的激情所感染。年轻一代的人文研究者给这一领域带来了一套技能，使文学研究与科学完全兼容。他们对技术手段非常娴熟，开始利用数字技术来发动一个内容广泛、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

　　这样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职，研究成果是可检验的，还可以证伪。在我所在的英语系，福兰克·墨罗蒂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发起了一个文学实验室，合作进行研究项目——例如用文体分析的方法来研究１９世纪小说词汇的变化。这项工作注重实证、讲究合作、依赖经验。因此，说人文学科还在为没有理论而挣扎，有误导之嫌。理论之争早已是过眼云烟，而且没有人对此感到遗憾。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稳定的东西：研究和奖学金，但却有了一个新的、开放的科学思想和方法。

　　既然文学研究已死掉，何不解剖它的大脑？

　　：：文　威廉·帕纳派克　（美国霍普学院英语系副教授）

　　采取进化和生物学研究方法进行文学研究，当然很有趣，但我不会称之为“下一件大事”。我记得，早在十多年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系教授弗雷德里克·克鲁斯，就对此极尽嘲讽。

　　文学的认知研究方法把我“雷”到了，这有点类似于研究“上帝基因”的人，摆出一副不可知论者的姿态，秉持文学与价值判断无关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可能是“理论时代”的自然结果：既然文学研究在当今已经死掉，我们大可以解剖它的大脑。

　　如果人文学科真的存在“下一件大事”，也绝不是建立在将人文研究者变成科学家的基础之上。我们一直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使英语系教授成为业余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下一件大事”更可能在于，找到让人们仔细阅读、快意写作、培养文学鉴赏兴趣的新方法。

　　文学的新研究办法总是值得欢迎。但在一般情况下，采取进化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只是为这一运动的领军人物、以及他们第一代的追随者提供饭碗。诚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自我适应策略，就好像在学术生态系统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生存空间。但当全国性媒体开始宣扬这件事的时候，本就不多的资源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美国《纽约时报》４月５日　：：译　夏微雨）

　　“白屋”、“国务部”和“欧巴马”

　　美插手中文译名是“添乱”

　　：：文　马晓霖　（博联社总裁、国际问题专家）

　　“美国总统欧巴马将在白屋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美国国务部部长克林顿还将与来宾举行更大范围的工作会谈。”看过这段模拟新闻，关注国际新闻的人可能会大跌眼镜：怎么会错谬连篇——把“奥巴马”写为“欧巴马”，把“白宫”写为“白屋”，把美国“国务院”写为美国“国务部”，把美国前总统写成……

　　事乃杜撰，名字却非儿戏，它囊括了美国官方一年前中文译名变革的几个关键词。只是这种错乱未能像汉城变身首尔那样被广泛接受，依然是美方小范围的自说自话。

　　去年３月２７日，美国驻华使馆发给我的每日电子读物《美国参考》中，有两处细小异动：“美国国务部国际信息局《美国参考》……从华盛顿报道……３月２４日，‘欧巴马’总统召集记者会并发表讲话指出……”这是我首次发现，美国“国务院”自称“国务部”，新总统改叫“欧巴马”。

　　去年３月３０日的《美国参考》也称：“‘国务部长’希拉里·克林顿，将于３月３１日前往荷兰海牙出席有８０多个国家外长参加的有关阿富汗未来的国际会议。此前，‘欧巴马’总统已于３月２７日宣布了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采取的新战略……”至此，“国务部”和“欧巴马”再次现身——完全可以断定，这不是笔误，是美国官方启动了“中文正名”运动。但直到去年１１月中旬奥巴马访华，美方的“欧巴马”中文之变，才成为美国记者笔下的新闻。美国驻华使馆就此解释说：“美国使馆正致力于常用语汇中文翻译的标准化。”

　　“奥巴马”的变革旋风都吹到了美国名字的中文译法上了，这到底是个语言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其实，这场小折腾实在无谓，任何语言都有个习惯，被几代、数十亿华人熟知的“白宫”变成“白屋”，除了体现美国不是帝国，没有宫殿而只有民居外，又有多大意义？其实，从建筑外形和体量看，美国总统的宏大办公场所就是巍峨宫殿而非普通豪宅。至于宫殿，一定要理解为帝王之家、专制之所，那就是钻了牛角尖。“国务院”改为“国务部”也是换汤不换药——何不索性译为“外事部”，也免去把万国当本国，把外事当内政之嫌。至于用“希拉里”还是“克林顿”，也是个习惯问题，而且中式叫法更见男女平等，美国叫法更似嫁鸡随鸡，委屈了这个铁娘子。

　　最不该折腾的是“奥巴马”。“欧巴马”或许更合英语发音，但不太符合中文译名习惯，何况中国人已经先入为主了。难道美国人是为了不使译名让人望文生义，生怕奥巴马和“恐怖大亨”奥萨马·拉登的一字之合，而要拉开感官距离？这更是过于敏感了。奥巴马虽然手抚《圣经》宣誓就职，但体内流淌着穆斯林的血液，其名字的前两节Ｂａｒａｋ　Ｈｕｓｅｉｎ（巴拉克·侯赛因）就大有说道——巴拉克可解为真主保佑，也可解为伊斯兰历史上知名的神马巴拉克（意为“闪电”），传先知穆罕默德靠它夜行千里自麦加飞抵耶路撒冷并接受《古兰经》。而巴拉克落蹄并被栓系的地方，就是世界知名的耶城犹太人圣殿的西墙，只是穆斯林称其为巴拉克墙或曰飞马墙，而非哭墙。至于侯赛因，远有什叶派第三代哈里发的穆罕默德二外孙，今有作古仅几年的约旦国王和伊拉克前总统。难道奥巴马数典忘祖，非要把父名、族名都改掉不成？

　　名以言志，也可寄望，但终究只是个符号，译成外文后原有意蕴和美感也大相迳庭。我想，“白屋”、“国务部”和“欧巴马”之变的初衷，是为装饰美国的软实力重建。但是，这种小花活无益于软实力的增强，并将在中文世界造成混乱，最终也让自己成为大花脸。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文章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