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加坡政要李光耀、李显龙父子，再次通过新加坡司法系统，对美国《纽约时报》集团提出诽谤罪诉讼，并获得赔偿。这是李光耀父子对西方媒体诉讼案中的又一次胜利。其实，李光耀以个人名义控告媒体“诽谤”的官司，从１９６５年至今已达２０多宗，且全部都以李光耀的胜诉而告终。

　　称李氏父子是“政治皇朝”惹官司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３月２５日报道，１６年前就曾为所撰写文章诽谤了新加坡政府领导人而公开道歉，并承诺不再重复类似言论的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专栏作者鲍林，因上个月再次发表具同类诽谤含义的文章，而于３月２４日在报上再一次公开道歉，并承诺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国务资政吴作栋和内阁资政李光耀，支付总额１６万新加坡元（约合１１．４万美元）的名誉损失赔偿金，并另外支付３位新加坡领导人的律师费。其中李显龙所得到的名誉赔偿是６万新加坡元（约合４．３万美元），吴作栋和李光耀各获赔５万新加坡元（约合３．６万美元）。

　　担任３位新加坡领导人代理律师的德尊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文达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收到赔偿金和律师费之后，３人表示不再追究。

　　事情的导火索是，《国际先驱论坛报》这份英文报的国际版，在今年２月１５日刊登了一篇题为《都是一家人》的文章，由专栏作家鲍林撰写，文章把李光耀父子列入“亚洲政治皇朝”名单，言下之意是说李显龙登上总理宝座，并非实至名归，而是父位子袭。这篇评论隔天也在这份报纸的网络版上出现。

　　李光耀等人认为，这篇文章会让读者误以为李显龙不是靠自己的能力登上总理之位，因而委托律师控告《国际先驱论坛报》、其母公司《纽约时报》公司和鲍林等涉及诽谤，并索求名誉损害赔偿。

　　３月２４日，《国际先驱论坛报》终于向李光耀等人高举白旗“投降”，分别在第七版和网络版上刊登《道歉启事》，承认鲍林的写法可能让读者误以为李显龙不是靠能力登上总理职位。《道歉启事》写道：“我们要郑重声明，无意让读者得此结论。这篇文章和违背当年承诺的行为，可能让李显龙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和前总理吴作栋感到苦恼或尴尬，我们为此表示道歉。”

　　事件主角已经两度“犯案”

　　《青年参考》报记者追查发现，事件主角之一的专栏作家菲利浦·鲍林（Ｐｈｉｌｉｐ　Ｂｏｗｒｉｎｇ），来头不小。鲍林１９岁自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曾担任英国《金融时报》驻香港记者，后来又当上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辑，长期关注亚洲局势，目前是自由撰稿人。鲍林的妻子是香港著名政客毛孟静，两人目前都在香港居住。

　　巧合的是，１９９４年８月，鲍林便已卷入类似官司。当时他在《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往往经不起考验》的文章，暗示当时的副总理李显龙能达到当时的地位，不是因为他的才干，而是因为他是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儿子。这篇文章被指诽谤。

　　《国际先驱论坛报》随后向当时的吴作栋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和李副总理道歉，并对吴作栋作出３５万新加坡元（约合２４万美元）的名誉损失赔偿，李光耀和李显龙则各得３０万新加坡元（约合２１．３万美元）。《国际先驱论坛报》的督印人、执行编辑和鲍林，当年也保证不再重复类似言论。

　　外界认为，鲍林的言论一向激进，过往他撰写的文章在香港也引起过争议，此次再惹祸端并不奇怪。有知情人士向《青年参考》报指出，２００４年，鲍林在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撰文，声称自己不是中国人，不用承担中国公民责任，同时要求香港进行普选。此番言论一出，立即在香港引起极大反响。

　　现任香港立法会主席的曾钰成当时便质疑，鲍林是否真正明白何谓一国两制。他说：“选举及参政是公民权利，我们怎能要有公民权利而不承担公民责任，这是本质上的矛盾！”

　　“用新加坡法律约束西方媒体”

　　针对《纽约时报》公司支付名誉赔偿金给李光耀、李显龙父子等人，无国界记者组织３月２６日在网站上发表公开信，谴责他们的行为是“迫害新闻自由”批评李显龙和父亲李光耀因为不喜欢某篇文章，再度利用新加坡“顺从的司法体系”迫使外国媒体道歉，同时支付一大笔钱给李氏父子，这是一种双重惩罚。

　　获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之音也引述批评人士的话说，鲍林２月１５日发表的文章中列举了很多的例子，说很多亚洲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等国在内，虽然名义上是民主国家，但是在领导人的问题上，似乎在某些程度上还沿袭着封建家族制的习俗，“文章中只是略带提到了新加坡。新加坡领导人之所以大动干戈，讨伐《纽约时报》，是想阻止新加坡国内外媒体对政要人士进行批评。”

　　美国之音报道，长期关注东南亚局势的英国记者本·布兰德认为，新加坡政府的推理是：虽然短时间内，新加坡政要的做法会引起国际舆论的负面反应，但是有利于他们在长期内控制国际媒体。布兰德说，下一次《纽约时报》再要发表任何对新加坡政府带批评语调的文章之前，都会三思而行；而其他媒体，恐怕也会仿而行之。

　　不过，香港时事评论员曹景行认为，过去许多年中，西方媒体都曾对新加坡及其领导人做出不实报道甚至是恶意诽谤，对于西方媒体的这种做法，新加坡政府做出强硬反应，要求对方澄清或者直接告到法庭，“这样的一种做法实际上是用新加坡的法律来约束西方媒体，效果不错。”他称赞说。

　　西方媒体称新加坡有“袋鼠法庭”

　　事实上，李光耀控告西方媒体已非第一次。据统计，从１９６５年至今，李光耀在新加坡境内控告媒体“诽谤”的官司，多达２０多宗，其中包括英国《经济学人》、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旗下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彭博新闻社、马来西亚《前锋报》、亚洲金融网站等等。结果全部都是李光耀“胜诉”。

　　对此外界形容，全球２００多个国家，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像新加坡这样，控告媒体和反对派“诽谤”的次数这么多，而且全部都“胜诉”，并获得数十万美元的“赔偿”。有西方媒体以“袋鼠法庭”的称呼贬损之。

　　“袋鼠法庭”在西方法律术语中，指所谓的“徒具形式、不合法律规章及正常规范”的法庭。《华尔街日报》为此曾发表社论感慨说，“所有在新加坡发行的西方报刊，都受到新加坡政府的各种刁难。新加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并想成为该地区的金融中心，还期待成为中国和印度两大国之间的服务之桥，但如此严格限制信息的自由流通，不利于实现这样的目标。”

　　两大原因让李光耀完胜

　　外界分析，多年来，李光耀在与西方媒体的诽谤官司中屡屡胜诉，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李光耀是律师出身，是法律高手。面对李光耀这位高手，西方媒体很难有胜算。其次，在新加坡，诽谤罪官司除了要支付昂贵的法律诉讼费用外，还要面对巨额罚款。在冗长的法庭程序下，普通人往往因此倾家荡产，有些人因无力支付罚款被打入穷人堆。同西方媒体相比，李光耀不愁金钱问题，可以打一场持久战。而西方媒体往往由于财政开支考虑而求和。

　　不过，香港“亚太国际关系学会”研究员陈振宁认为，李光耀通过追究西方媒体的刑事责任，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尽管这样做可能给人一种利用司法的印象，但从他没有动用国家公权力机关代为诉讼，而是直接以个人名义入禀法院，请求司法机关裁判。这样的行为说明李光耀意识到，将维护自身的民事权利与维护国家尊严区别开来的重要性。“如果国家领导人动用公权力来维护自己的民事权利，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称为现代法治国家，这才是最危险的。”

　　也有分析家相信，李光耀跟西方媒体过招，每一场官司都是胜诉或者外国媒体道歉了事，这比起动用政治权力更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