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森·加德尔　（美国《新观察季刊》主编、尼古拉斯－伯格鲁恩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希腊政府债台高筑，赤字猛增，正寻求从中国贷款２５０亿欧元（编者注：希腊政府已对此消息予以否认）。还有什么更能体现这个东方新兴大国与西方的相对关系？

　　就在古典民主灯塔希腊从中国谋求贷款的同时，作为现代民主象征的美国，也已经欠了“中央王国”一笔巨债。事实上，中国外汇储备过剩，正是导致美国次贷泡沫破裂的原因之一。虽然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冷战高潮时期曾气势汹汹地宣称，苏联将把美国经济埋葬；但直到今天，北京提供的信贷才足以绞杀美国。

　　统治严苛但一派繁荣的中国不是正在崛起，而是已然崛起。在今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一点。但愿这番谈论能让西方多一点反思（不只是反思银行监管）。

　　现在是重新审视我们所了解的民主的时候了。这不仅是因为威权中国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而且其是迥异于西方式的现代主义模式，还因为西方自身也已发生变化。

　　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而言，我们不再是生活在一个工业化的民主社会里，也不是生活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土地贵族时代（大多数政治制度和宪法设想都基于这种社会）。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消费型民主时代。

　　在消费型民主时代里，从政客、传媒、市场反馈的所有信息来看，它们都在引导社会要求即刻获得满足。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规划，也欠缺持续统治的能力，远远无法应对中国的崛起。当欠缺的政治能力、消费型民主与强大的技术实力结合到一起时，对社会及后代的负面影响就会被放大，并远远超越当前的时空。

　　新的现实环境需要我们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设计更好的管理体制——既有更多的制约，又能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这种新体制不仅能消除“一人一票”政府短期施政的弊端，而且能应对选举临近时所面临的种种压力。这些压力都是政党策划和即时电视新闻排斥民主协商所造成的恶果。

　　倘若没有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统治制度都不能持久。但正如孔子、柏拉图、麦迪逊（译者注：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有“宪法之父”之称）这样的政治智者所了解的，如果一个统治体制为公众贪念所支配，也不可能持久。

　　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极端例子反而能揭示本质。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直接民主这样的极端例子。公众拥有支配性的力量，却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加州的危机揭示了“健怡可乐式”文化的荒谬：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费，又不想储蓄；既要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好的学校，又不想纳税。加州的管治失灵，只不过是暴露了美国政治所有问题的冰山一角。

　　在此种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审视中国的有效做法，重新反思西方的假设。在中国，统治者保持着较强的政治统治能力。当所有人的创业能量都被自由市场释放出来时，新儒家政府却能以社会和谐和长远发展的名义，以强有力的手段调控发展所释出的利益。

　　对于中美这两套体系，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已经将其称之为“Ｃｈｉｍｅｒｉｃａ”（一般译为“中美共同体”或“中美国”），两国共同构成了一个跨越太平洋、相互影响的全球新重心。中国与美国的摩擦和融合将催生某些新东西：如一套兼顾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新统治哲学；一种既不扼杀个人追求与活力，又有助于缓和公众贪欲的统治体系。

　　如果说，２０世纪是民主与威权之间的竞争，那么２１世纪则是消费型民主过剩与缺乏民主的有效管理之间的对决。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１月２７日　：：译　夏微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