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在中国首都的中心地带，北京的年轻人似乎已经拥抱了“资本主义”。大约５００名受到发财梦“腐蚀”的群众，每个周日聚集在北京使馆区的一条街上，从事着“可耻的”交易。“他们在学习如何做生意赚钱。”一位当时的官员写道，“这严重损害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健康成长。”

　　这是１９６６年时的状况，当时在街头市场卖鸽子被视为社会主义的障碍——而且，官员们接着写道，“喂鸟也是一种浪费行为。”

　　有关北京鸽子市场的记录，与成千上万的其他“文革”档案，已被尘封数十年，它们曾被定为国家机密。但去年，中国不动声色地开放了那个年代的部分解密档案。于是，这个以及其他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平淡故事，得以揭开一角面纱，让人看到令人悲伤、让人好笑、而大多数是乏味至极的叙述。

　　北京市档案馆于去年６月第四次解密了２１５６８卷档案，与“文革”期间有关的档案占其中的１６件。不过，三四十年前中国人的生活图景仍跃然而出。这些档案包括了手写演讲稿、生产配额记录、歌词、政府管理条例以及学习毛泽东语录的点滴情景。显然，公布的档案描述了一个沉浸于政治狂热、在今天看来不可想象的国家。它们叙述了一个处在阵痛当中的国家。

　　不妨看看一份１９７２年的来自北京市郊一所小学的记录：上数学课的学生每堂课要花２５分钟时间，唱两首革命歌曲，研究和讨论６句“毛泽东语录”，剩下的时间才用来做算术。１９６７年的一份报告敦促在省市级成立特别小组，“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保障（一年）生产”１．３万吨红色塑胶——用来制作毛主席“红宝书”语录的封皮。

　　许多报告都是以记录大公无私的革命热情开始的，但也有的记录隐约提到当时极端的一面。其中有一位叫刘春农（音译）的运输警卫，叙述了如何喜欢自己养的金鱼，但是他说，有一次支部会议后，他把金鱼拿到外面活埋了。他写道，他们批评养金鱼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

　　（：：美国《纽约时报》１月２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