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衰退时期，新加坡也面临历来最严峻的失业问题，但出现大批无家可归族群的现象，在新加坡是难以想象的。稳定的三餐和固定居所，本来就是民主社会中的基本人权，但发达国家也不一定能为其国民保障这一点，似乎是对民主社会的一种讽刺。

　　在新旧年交替之际，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强国美国和日本的一个社会现象，显得格外突出。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由于当局修改福利条例，美国穷人现在更难获得现金救济，纯粹靠粮券生活的人多达约６００万人，比两年前增加了５０％。

　　尽管美国的失业问题已经放缓，但失业的群体既没有失业保险金，也没有养老金、儿女救济金或伤残救济。据估计，美国政府今年须花费６００多亿美元来推行“补助营养援助计划”，以粮券取代救济金来救助穷人。

　　而一向存在流浪汉群体的日本社会，穷人所面对的流离失所的问题更加严峻，元旦日来临之前，日本政府还特地把东京的前奥运选手村辟为可收留数百名流浪汉的“救贫村”。另一方面，失业者长期住在“胶囊酒店”，把类似棺材大小的床位当成住家的情形，也越来越普遍。在日本的高水平生活下，这样的“胶囊”住所，每个月租金也要５．９万日元（约合３９３３元人民币）。

　　发达国家也有贫民窟，有露宿街头、公园、天桥下的流浪族群，这并不稀奇。事实上，西方国家若不是因为福利制度，其社会底层人的窘境会更不堪设想。然而也正由于是发达国家，下层人民在高消费水平的社会中，穷困的日子更加难过，非“捉襟见肘”足以形容。

　　美、日两国贫穷人士的处境加剧，一个直接导因是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另一个深层因素，关系到发达国家一向引以为豪的福利制度，福利制度所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使得它们无法灵活应变，像突如其来的经济衰退，暴露了它们制度中的关键性弊端。失业人数的剧增使得国库不胜负荷，失业救济金成了无底洞。

　　发达国家也未曾真正解决全民的住房问题，因为政府不把这个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责任。新加坡人所熟悉的“居者有其屋”的概念，直到今天在别人看来还是新鲜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贯彻这种治国理念，新加坡在房地产政策上的成就事实上也具有新加坡的特色。

　　由于新加坡一向抗拒僵硬和把国家套死套牢的福利制度，因而使得我们能够根据本身的情况应变。如在过去两年同样是应对经济衰退带来的失业问题，劳、资、政三方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联手推出的“技能提升与应变计划”（ＳＰＵＲ），至今已让将近１７万名工人在接受训练的情况下保住了饭碗。政府在去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所推出的为雇主分担风险的援助配套，让许多企业得以生存。当然，在经济衰退的最深刻时期，新加坡也面临历来最严峻的失业问题，但出现大批无家可归族群的现象，在新加坡是难以想象的。

　　稳定的三餐和固定居所，本来就是民主社会中的基本人权，但发达国家也不一定能为其国民保障这一点，似乎是对民主社会的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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