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日，毛泽东在正患眼疾、几乎失明的情况下，用铅笔作了一次重要批示，挽救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幕后策划《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给毛泽东写信的人，正是该书的伯乐、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李自成》第一卷的编辑江晓天。

　　江晓天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７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２岁。本文原题为“缅怀江晓天先生编辑《李自成》的岁月”，作者姚海天为姚雪垠之子。

　　江晓天是《李自成》的伯乐

　　我的父亲姚雪垠于１９９９年辞世，９年后他的挚友、《李自成》的主要编辑江晓天先生也驾鹤西去。真是岁月无情，令人嘘唏。

　　１９５７年，父亲被错划为“极右派”。经过猛烈批判后，在等待处理期间，父亲常常一边痛哭，一边偷偷写作《李自成》，在去农场监督劳动前写出了３０万字的第一卷草稿。在农场艰苦劳动的日子里，父亲仍利用工余时间笔耕不辍。１９６０年，他摘掉“右派”帽子，回到武汉。１９６１年夏，他完成第一卷初稿，开始写第二卷。江晓天先生闻讯后，即开始和我父亲书信来往，并赴武汉约稿，最终使一卷书稿落户中国青年出版社（简称中青社），江晓天先生为第一卷的审读、外审、修改、定稿、编校、出版付出了３年的心血，保证了第一卷在１９６３年出版。父亲曾深情地写道：“如果有人问我谁是《李自成》的伯乐，我只能回答是江晓天。他是我在困难时期遇到的第一个知音。”

　　江晓天先生也在文章中回忆说：“《李自成》第一卷稿是难得的上乘佳作，应该出版，否则太可惜了！但作出这样的决断，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主要是作者和我这个编辑，当时政治上都处在困境中。”

　　我父亲当时刚摘掉“右派”帽子，为“右派”出书是要承担风险的。另外，江晓天先生也身处逆境中。１９６０年春，他的皖北老家灾荒严重，饿死了不少人，连他十几岁的大侄子也因饥饿夭亡。他在给二弟的短信中说了一句气话，也是一句实话：“家乡死了这么多人，遭此浩劫。”结果信被大队干部拆查、告发，他被中青社党组织批判半年之后，受到撤去文学编辑室主任、行政降级、留党察看两年的严厉处分。

　　“一部书救活了一家出版社”

　　１９７２年，父亲结束了咸宁五七干校生活，回到武汉，原想集中精力整理完《李自成》第二卷，赶写第三卷，却受到严重干扰。父亲为此十分苦恼。江晓天先生在和我父亲的通信中知道这一情况，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考虑，他写信建议我父亲给毛主席上书，求得他的支持。我父亲很重视江晓天先生的建议，又经过慎重考虑，最后下决心给毛主席写信。信于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发出，经过宋一平、胡乔木和邓小平的转递，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日，毛主席在正患眼疾、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在胡乔木说明情况的信上用铅笔作出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

　　信从寄出到毛主席作出批示，一共１４天。获悉毛主席批示的消息，江晓天先生即受中青社的委托（他这时已调离中青社），于次日乘飞机赶到武汉，我父亲也把第二卷的稿子交给了中青社。中青社很快写出要求复业出版《李自成》的报告，报送团中央筹备组转交党中央。不到３天就批复下来：“同意”。文化部出版局也作出决定：《李自成》仍由中青社出版，别的出版社不能出版。因“文革”停止工作多年的中青社正式恢复出书业务了。

　　由于毛主席的批示，中青社复业了。所以人们说：“一部书救活了一家出版社。”父亲对我说：“没有你江叔叔的建议，我不会想到给毛主席写信，１９７５年也不可能来北京，中青社也不可能提前复业，二卷出版要推迟好几年时间。”

　　邓小平：《李自成》第二卷也精彩

　　父母亲１９７５年带着小外孙女从武汉来到北京后，借住幸福一村中青社宿舍，住在３门３楼，江晓天先生家在２门３楼，两家阳台只有一板之隔，成为一壁之隔的邻居。

　　父亲到北京后，花三四个月时间，日以继夜，修改完第二卷稿子。

　　江晓天先生曾回忆道：“到１９７７年７月，《李自成》第二卷出版了，第一卷的修订本也印出来了。……不久，文化部党组和机关党委为我１９６０年的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原级别待遇；老姚的错划‘右派’也彻底平反了，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专门委托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看望他，并转达小平同志的话，‘《李自成》第一卷写得很精彩，第二卷不如第一卷，但也精彩，有独到之处，也是难得的。’算是为老姚与我的合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江晓天先生十四五岁就投身革命，１９５１年参与中青社的创业，到１９７６年离开，在中青社度过了２５个春秋年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他长期担任文学编辑室主任，经他过问、参与和编辑的长篇小说有《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烈火金刚》等一批名著。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他又编辑了《风雷》、《李自成》第一卷，之后协助编辑了第二卷。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文学名著至今仍一再重印，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摘自《为你骄傲——忆江晓天》　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版　定价：３５．００元）